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學術之星主要事跡,供大家參考。
學術之星主要事跡
姜生，1964 年生，河北昌黎人，1987 年畢業于山東大學歷史系，獲學士學位；1990 年畢業于復旦大學，獲碩士學位；1992 年考入四川大學宗教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1995 年畢業并留該所工作，因科研成果突出當年破格晉升副教授，第二年破格晉升教授，1999 年 6 月任博士生導師，2002 年調入山東大學。山東大學“宗教、科學與社會問題研究所”創辦人（2002年）、所長（正處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山東大學歷史學科帶頭人。2000 年 8 月～2001年 9 月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高級訪問學者；2008 年11 月～2009 年 5 月美國維基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天文系研究教授。
山東省首屆“泰山學者”特聘教授，山東大學首批文科免評審二級教授。國家社科基金學科評議組評審專家（2009），復旦大學“復旦特聘”教授（2007），教育部歷史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2006），首批“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2004），山東省社科重點基地“東方文化研究基地”首席專家（2003），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02)，教育部首屆高校青年教師獎（2000），教育部人文社科第二批跨世紀優秀人才（1999），山東省第九、十屆政協委員。
姜生主要從事歷史學、宗教學、科學史與文化戰略的交叉學科研究，精通英文。他的學術研究的主要貢獻有：
1道教與科學史研究
承擔的國家重點項目《中國道教科學技術史》，已由科學出版社出版兩卷。通過對道教史、科學思想、煉丹術和化學、醫學、養生學、天學與地學、物理學與技術以及生物學等進行交叉研究。以中國自身傳統與科學發展模式，分析道教中的科學技術內容，展現道教中的科學精神與思想智慧，提示中國古代科學創造和發展的文化基礎。其研究目的是從深處揭示歷史上中國之為科學原創國的文化根源，在傳播中華燦爛科技文明的同時，為中國再成為科學原創國而探討基于本土傳統的可能戰略。本篇文章來自資料管理下載。這是一個縱跨“九五”、“十五”、“十一五”的重大學術工程，連續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重點立項資助。該項目以原創性和國際化為標尺，由中、美、英、法、德、俄、比、日和中國港、臺等海內外知名學者組成國際學術團隊，被中外學界特別關注。中科院席澤宗院士譽其為與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盧嘉錫《中國科學技術史》相媲美的“三箭齊發，成果輝煌”之作。在國家社科規劃辦發布的成果驗收報告中，《中國道教科學技術史》被列為優秀成果，并指出該成果的問世“不僅擴大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世界上的影響，而且對于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也發揮了積極作用”。
2提出“文化攫能論”重要理論
在 2002 年出版的《中國道教科學技術史•漢魏兩晉卷》“導論”中，首次提出了“文化攫能論”原創理論，作為研究人類文化氣質的一個重要指標，并主張通過發展“文化生物學”（culturobiology）的研究以深化其認識。在國外，2004 年出版的澳大利亞學者 Stephen Boyden著 The Biology of Civilization：Understanding Human Culture as a Force in Nature 一書中，出現“文明的生物學”概念并提出將人類文化作為施加于自然界的一種力量來探討。“文化攫能論”理論受到學界有識之士的關注并引起了進一步的探討。
3原始道教史研究
漢晉原始道教是國際道教研究界的熱點和難點之一。姜生教授運用歷史學與宗教學的交叉方法，取得了漢晉道教史研究的一系列新成果，理論和方法上獲得新突破，解決了一些長期困擾學界的重大問題。尤其是連載于日本《東方宗教》第 9293 號的《原始道經終末論考》（漢代道教經典の終末論につぃて），否證日本一些著名學者提出的東晉以前原始道教沒有終末論思想的論點，特別受到國際同行關注。這些新成果對于兩漢中國思想和社會史研究，對于黃巾起義和張魯政權之思想根源研究，以及漢魏中國政治變遷之宗教根源的研究，提供
了全新的觀察視角和理論依據。
4傳統孝道在當代的不適應性及其轉換研究
姜生教授在學界最早提出，必須認識到傳統孝道在現代經濟社會環境中的不適應性，謀求其在現代經濟結構下的可能轉換。其核心論點最初發表在《山東大學報》和《中國青年報》。2008 年 3 月 17 日《中國青年報》“兩會報道”專刊，再次對姜生教授關于“孝道的經濟學解釋”進行了回顧式報道。2008 年 7 月 6 日，上海市人口福利基金會、市文化廣播影視集團聯合主辦的“提高人口道德素質峰會”，姜生教授作為權威專家應邀在上海廣電大廈演播廳演講。
5 宗教與考古研究
姜生教授從宗教學的視野觀察三星堆遺址研究，發表的《三星堆為商滅蜀儀式說》一文提出，20 世紀 80 年代在四川廣漢三星堆發現的兩個方形遺址坑，反映的應是異族征服所致國家祭祀系統毀滅事件，是蜀亡國的象征。根據遺址所見與商代祭祀的近似性質，判斷三星堆應是古蜀國被商朝征滅時，商朝巫師為所滅蜀國諸神舉行的大規模遣送神祇回歸神界的儀式遺存。這些方形坑所見儀式的性質，是商朝人按照嚴格的宗教儀式規范進行的、以廢毀蜀國“天地百神宗廟之祀”為目的的大規模滅絕行為，其意義乃是通過消滅其國家祭祀系統而滅蜀國。該文發表后，很快在學界產生重要反響，主要見于：《新華文摘》2009 年第 3 期“論點摘編”；《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9 年第 3 期“歷史學”欄目首篇，第 82～83 頁。
同年發表的《蜀字源于瞽矇考》通過對廣漢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遺址考古資料與相關文獻的宗教學研究，提出“蜀”字的起源，確實非如許慎《說文解字》所說的來自對“葵中蠶”的觀察描述，而是植根于古蜀祭祀系統，產生于商朝人對古蜀祭祀系統中的盲巫覡和大目神像之瞽矇睅目與跽坐體姿等突出特征的觀察，“蜀”字是對這些最突出特征的簡約集中的象形表達。而這一結論本身又可以進一步對三星堆遺址坑的古蜀文化定性認識構成支持。
在原始道教與考古的結合研究方面，發表《長沙金盆嶺晉墓與太陰煉形——以及墓葬器物群的分布邏輯》一文指出，1958 年發掘的湖南長沙金盆嶺西晉永寧二年墓墓室四角距墓底 154 米處各有一塊平砌的磚伸出壁面一段，表明該墓形制乃模擬北斗，象征著整個墓室乃是死者臥斗修煉成仙的“煉形之宮”。墓中出土的陶俑等四十件精美器物分區擺放，其中“對書俑”應為“司命司錄俑”，其三筆象征司命神所注寫墓主人“三命”，另可識別有“誦經真官俑”、“鬼官北斗俑”等。不同的器物群構成不同的功能區域，代表著墓主人地下修煉成仙過程的不同階段。墓內器物有其內在符號邏輯，表達著墓主人所追求的“太陰煉形”、飛升成仙的終極理想。文中首次提出墓葬器物分布邏輯分析法，力圖還原墓葬及器物背后那個支配著整個儀式結構的思想圖景。
作為原始道教與考古研究的另一重要成果，《漢畫孔子見老子與漢代道教儀式》一文指出，漢墓畫像中多見的孔子見老子圖，學界的解釋往往執著于歷史上關于孔子見老子的故事文本，忽略了漢代道教經典和儀式文本的存在及其直接解釋意義。漢代道教文獻直稱“老子者，道也”，而“道甚大，教孔丘為知”。所教者何？當時老子已是道教中極崇高的“太上老君”，其神格僅次于西王母；孔子率眾弟子拜見老君，乃“得道受書”，證明其命“上屬九天君”，不經北酆鬼官之考謫，成為仙界地位較高的真人。孔、老之間常見的稚童項橐也有相當高的神格。漢墓中孔子見老子畫像，須于宗教視野獲得合理解釋。其所表達的是，在地下的世界，死者將和孔子及其弟子們一樣，往拜老君得道受書，將免鬼官之考謫；而“凡得道受書者，皆朝王母于昆侖之闕”，乃成仙。這就是漢代道教關于死者在冥界轉變成仙的儀式邏輯。孔子見老子圖乃是漢代道教墓葬儀式的重要組成部分。
6 基于宗教學的痘疹應對史、種痘史研究
歷史上痘疹是對人類威脅最大的烈性傳染病。種痘術就產生于中國的道教。在此領域，姜生教授先后發表了《道教與種痘術》、《痘稟胎毒：一項基于宗教學視角的觀念史考察》）、
《痘疹與民間信仰——關于痘醫相術之宗教學考察》、《道門拜痘神儀式》等論文，從宗教學角度展開有關痘疹應對史及種痘術發生及流變史的開拓性原創研究。本篇文章來自資料管理下載。《1522 年中國種痘的最早記載及傳說考論》一文，通過若干新見史料，揭示中國古代文獻關于人痘接種實踐的最早記載不是諸多學者所論的隆慶年間或李約瑟所說的 1549 年，而應是 1522 年。通過對《廣布天花說》等若干文獻中新見資料的比較研究，對種痘始傳人物傳說的邏輯構成要素加以檢討，并探討《痘疹定論•種痘說》中宋真宗時宰相王旦被誤認為仁宗朝的文化根源，提出了一些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中國科學院院士席澤宗先生生前對該文的學術貢獻給予高度評價。
7 宗教學理論的研究
原創性成果《論宗教源于人類自我意識》一文，從人類“自我意識”及其應對形態的“荒謬邏輯”這兩個緊密關聯的維度，探討宗教的根源與本質。人類自我意識的最初浮現，即理性之最初萌生，導致人與自然渾沌圓融狀態的破裂（即“第一斷裂”），使人類陷入回歸自然與走向文明（走出自然）兩種截然相反的誘惑造成的矛盾掙扎中；自我意識產生帶來的人類有死意識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深層痛苦。宗教以特有的荒謬邏輯與終極關懷指向，試圖消弭“第一斷裂”所致彼我分別之痛苦處境，超越理性所造構的人性缺陷。只要自我意識這個根源存在，人類就需要超越它的方法，宗教就將存在。該成果對于人類宗教起源的探討取得實質性的突破，具有重大理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