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周總理1973年親自領導和指揮甘肅的救災工作，距今已經37年了，它并沒有因為時光的流逝和時代的變遷而其輝煌璀璨的光芒！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時任中共甘肅省委書記的宋平同志至今還在念念不忘這件事。我當時也參加了這次救災工作，宋平同志指示我把周總理這段光輝業績寫出來，廣為宣傳，發揚光大，教育后人，啟示未來。現在，我遵照同志的指示，根據我過去起草《宋平同志在甘肅工作大事記（草稿）》時所保存的有關資料和我個人的憶，特將周總理1973領導與指揮甘肅救災工作的情況記事如下。
關鍵詞：甘肅；抗災救災；工作記事
中圖分類號：K8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1（2012）02—0149—05
一、果斷決策。及時派中央工作組強力救援
早在1959年10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曾到甘肅視察工作，對發展農業、抗旱救災、治理黃河等事關甘肅人民福祉的大事給予極大的關注。1972、1973年，甘肅發生了嚴重的旱災。特別是1973年，災情非常嚴重，這是甘肅連續幾年受災的繼續與發展，受災面積、受災人口與災害的嚴重程度是幾十年來所罕見的，而且還有洪澇災害、雹災、風災、凍災、蟲災等各種災害交織侵襲。甘肅省1973年糧田播種面積4133萬畝，受災面積2 630萬畝，占總播種面積的63.6%。其中旱災1 650萬畝，洪災126萬畝，雹災391萬畝，凍災192萬畝，蟲災59萬畝，其他災害212萬畝。成災面積2 283萬畝，占總播種面積的55.2%。其中受災八成以上的599萬畝，絕收的323萬畝。全省農業人口1438萬人（不包括3個牧區縣、旗），受災人口8037441人，占總農業人口的55.9%。受災的生產隊42059個，占全省生產隊總數的52.1%。
1973年全省糧食總產78億斤，比1972年的85.61億斤，減產7.60億斤。減產嚴重的主要是定西、天水、平涼、慶陽4個地區。這4個地區1973年糧食總產33.78億斤，比1972年的43.79億斤減產10.01億斤，減產23%。全省口糧分配在280斤以下的有27個縣，共有農業人口614萬人，占總農業人口1 438萬人的42.7%。全省絕收或基本絕收的生產隊共有人口160多萬個，分配口糧只有幾斤、幾十斤，從上年秋收以后就已陸續開始由國家供應口糧。定西、天水、平涼、慶陽4個地區共有生產隊4.73萬個，平均口糧在292斤以下的3.26萬個，占總隊數的69%。這4個地區共有33個縣，全縣平均口糧在200斤以下的有14個縣，農業人口358.4萬人，占4個地區總農業人口815萬人的44%。這是甘肅近年來發生的一次特大自然災害。（參看1973年中央工作組《關于甘肅省中部干旱地區18個縣群眾生活和當前生產問題的報告》和1974年商業部、財政部《關于在甘肅了解災區群眾生活安排情況的報告》）。
宋平同志于1972年7月經中央批準出任中共甘肅省委書記、省革委副主任。面對這樣嚴重的災情，他上任后立即赴隴東和中部地區進行調查。調查事實證明，這里的災情比省委預料的要嚴重得多。特別是中部干旱地區1971、1972兩年遇到百年不遇的大旱，經濟遭到極其嚴重的破壞，農民的積極性遭到極大的挫傷。許多地方顆粒不收，水窖枯竭，救災無門，群眾缺吃、缺穿、缺水、缺柴，不少人家無隔日之糧，無可飲之水，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然而，飽受艱苦生活磨煉的甘肅人民，有支撐自然災害的能力和抗擊自然災害的經驗，站穩腳跟，挺起脊梁，自力更生，尋找自己得以延續生存的活路。特別是在青黃不接的春荒時節，天蘭、蘭新鐵路有成千上萬的人擠上火車，到新疆、陜西、河南打工，背糧和討飯；通渭、隴西、定西、會寧、渭源等縣的部分鄉村，80%的農民離鄉背井，尋找生活出路。在這種情況下，群眾都擔心如果再不設法解決，就會出現“三年困難時期”的悲慘境地。
在1973年5月20—31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5月26日，周總理來到西北組會場聽取討論。宋平同志抓住時機，如實地、實事求是地向周總理匯報了上述情況，周總理聽到甘肅省中部地區群眾生活、生產困難的情景后非常重視，他在5月29日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專門講了一段甘肅的情況，他心情沉重地說：“我聽了甘肅中部地區群眾生活困難的情況，心里很難過，很不安。解放20多年了，在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甘肅人民生活還這樣困難，很令人痛心，我作為國務院總理，工作沒有做好，對不起甘肅人民。”他還說：“我們一定要幫助那里的人民，把那里的窮困面貌改變過來，爭取一年一小變，三年一中變，盡快把甘肅的農業搞上去。”會后，他立即派14個部委的有關負責同志組成80多人的強大工作組，由農林部副部長羅玉川和商業部副部長劉忍、水利部副部長王英先帶隊，星夜馳赴蘭州，于從這年6月18日至8月20日，同省上派出的大批工作人員一起，深入到甘肅省中部地區18個干旱縣和隴東、臨夏地區，對群眾的生活、生產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開展聲勢浩大的抗旱救災工作。為了做好接待工作，省委研究決定，由宋平和省委常委茅林、申效曾三位同志組成接待組。宋平同志任組長。然后兵分三路，分赴定西、臨夏、隴東進行調查與救災工作。
宋平陪同羅玉川赴因干旱、困難出了名的定西地區。當時，省上各部委辦廳局都抽人和中央工作組一起抗旱救災，從省輕工業廳也抽人組成一個小組，由副廳長雷祥同志任組長，叫我也參加，在宋平同志領導下的通渭做調查與救災工作。我認識宋平同志就是從這次救災工作開始的。當時我剛從省革委會北灣“五七”干校勞動回到輕工業廳，還沒有正式分配工作。定西是我在建國初參加土改工作的地方，情況比較熟悉，很愿意前往，于是就愉快地走進抗災救災的行列，隨同雷祥在宋平領導下的通渭縣開展救災工作。
中央工作組一到定西，宋平同志就開會傳達了周總理對甘肅人民的親切關懷和指示，他說：“敬愛的周總理知道甘肅受災的情況后，非常關心甘肅災區人民的生活，指示我們立即開展抗災救災工作，并且派農林部副部長羅玉川和水利部、商業部副部長王英先、劉忍等三位部長，帶領工作組深入災區抗災救災，幫助我們解決困難。王、劉兩位部長已分赴平涼、臨夏，羅部長帶領工作組到定西。羅部長對抗擊自然災害、開展生產自救有豐富的經驗，他一定能夠按照周總理的指示帶領我們走出困境。”
為了迅速有效地搞好抗災救災工作，宋平同志代表省委和定西地、縣領導及省上參加工作組的同志“約法三章”，他說：“現在，我們是救災來了，群眾盼星星、盼月亮，盼著我們幫助他們解決困難，所以我們決不能搞特殊化，不搞迎送那一套，更不能大吃大喝，在地、縣住招待所，一律吃四菜一湯，下去后和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要深入群眾，訪貧問苦，實話實說，不許說假話、空話；對揭不開鍋的沒糧戶，要及時想辦法解決，開展生產自救。”宋平同志待人誠摯寬容，做事謙和嚴謹，確實是“動必三省，言必三思”，既經決定，一定辦到。由此受到廣大干部、群眾的信任與愛戴。
定西地委在歡迎工作組吃飯的時候，我跟隨雷祥也參加了，定西地委書記王化宇同志（原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和地委其他領導同志作陪。王化宇同志說：“感謝周總理的關懷，歡迎大家幫助我們做好救災工作。我們定西是個窮地方，按照宋書記的指示，吃頓便飯，四菜一湯，菜都是定西一帶產的。”可是，桌上不是四菜一湯，是兩大茶盤菜、一個湯，宋平同志一看就笑了，他說：“好嘛，這是化宇同志別出心裁，大家都吃吧。”這時，他看到桌上有一瓶酒，立刻告訴王化宇：“酒不能喝，下去救災喝什么酒？”他拿起酒瓶問王化宇：“這是山西的汾酒，是定西產的嗎？”王化宇同志馬上說：“按宋書記的意見辦，不喝酒。”于是，叫人把酒全部收了回去。這件事對我教育很深，此事雖小，但卻是許多人辦不到的。
在救災工作中，宋平看到群眾極其艱難困苦的情況深深地動了感情。當我們跟隨他走進一家農民的住處時，屋內被煙熏的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只見屋內的土炕上沒被子、沒有草席，五個光著腚的孩子和媽媽一起圍坐在土炕上，幾雙明亮的小眼睛撲閃撲閃地驚奇地看著我們，大的有七八歲，最小的還在母親懷里抱著，哭鬧著要吃的，可是家里已經斷糧，鍋里只有半鍋野菜湯；另一戶農民，一家五口，將家里能換錢的東西都賣掉買糧了，連屋上的房瓦也揭下賣掉了，僅這個村賣房瓦的就有七戶；還有一家農民，窮得連個吃飯的碗都沒有，只有一個破鋼盔當飯碗，樹枝當筷子，誰看了都會心酸流淚！……挨門挨戶地走了十幾家，都是窮得叮當響。宋平同志幾次痛心地流下了眼淚。他反復地說：“解放20多年了，怎么還窮成這個樣子！是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辜負了中央的重托。”宋平同志是不抽煙的，這時他向我要了一支煙，慢慢地抽了起來，他問我們：“你們說，我們看的這些農戶，每戶的家當值不值十塊錢？”我們七嘴八舌地議論起來，有的說“不值十塊錢”；有的說“家家戶戶一貧如洗，哪有值錢的東西！”這時，宋平同志沒有停止在對農民生活困難的調查上，而是在困難中探索群眾生產自救的辦法，提高群眾戰勝困難的信心和力量。他對雷祥同志說：“你們輕、手工業方面應當多出些主意，要想盡一切辦法，找些時間短、花錢少、見效快的短平快項目，幫助群眾渡過難關，不能只等待中央的救濟。”我們說：“經過調查，這里發展輕、手工業的資源不多。通渭有個溫泉，可以搞療養基地；這里盛產胡麻，麻稈能漚制亞麻，可以出口；附近有豐富的陶土，可以燒制各種瓷器，只是工藝落后，產品粗糙，沒有銷路。”他對陶土非常感興趣，并且和我們一起到一座產陶土的山坡上看了陶土，要我們幫助改進工藝，多搞些適銷對路的產品。
在調查中，我們小組曾給宋平同志匯報過三次情況，每次都對我們的調查給予明確的指示，比如：要教育干部“在發放救災物資和救濟款中，要廉潔奉公，不準貪污挪用；要辦事公道，不能循私舞弊；要分清輕重緩急，按照調查情況，有計劃、有秩序地發放，并且特別交代先讓光著腚的孩子穿上衣服，揭不開鍋的人家盡快解決口糧，決不許餓死一個人。”宋平同志還多次對干部、群眾說：“‘隴中苦甲天下’這句話說了一百多年了，可是甘肅中部地區至今還是這樣窮。因為這里基礎差，底子薄，困難多。越是在困難的地方工作就越能考驗人，只要加倍努力，堅持做到‘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就一定能把工作搞上去。”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宋平同志關于“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克服困難的勇氣和決心，受到很深刻的教育，以后他又在多次講話中提到要發揚這種精神，我和很多同志都把這種精神當成迎難而上的座右銘，并被譽為“甘肅精神”而廣為流傳。
二、實事求是，首先解決災區群眾最緊迫的溫飽問題
由于甘肅這場抗災救災斗爭發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73年，當時正是“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加緊篡奪權力的步伐，攻擊、誣陷敬愛的周恩來總理的時候。在這樣險惡的形勢下，他依然情系甘肅人民，關心甘肅災情，對甘肅省委、省革委會和中央工作組的報告、電報及書信，都要親自看、親自批示、親自處理，而且常常告誡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救災就是搶救人命，人命關天的事，絲毫馬虎不得。”在甘肅這次救災中，中央工作組和甘肅省委、省革委會先后給周總理發去三次特急電報，每次電報都牽動著周總理的心。
第一次特急電報：羅玉川向周總理如實報告災情
1973年6月20日，農業部副部長羅玉川帶領國務院工作組到達蘭州，6月28日就給周總理和李先念等領導同志發去一封特急電報。電報中說：
我們到蘭州后，立即同省委書記宋乎同志等到定西地區通渭縣了解干旱、雹災和群眾生產、生活問題。通渭連年大旱，今年又遭受兩次嚴重雹災，一次是5月27日，一次是6月12日。這兩次雹災時間早、面積廣、來勢猛，歷史上實屬罕見，樹葉、禾苗被打光。夏糧作物受災面積42萬畝，成災35萬畝，有14萬畝需要翻種。毀小塘壩28處，死亡社員3人，損失牛、羊、豬200多頭（只）。群眾情緒受到嚴重打擊，生產、生活、籽種都有困難。
中部干旱山區，幾乎年年有冰雹。今年最為嚴重，冰雹區寬達40多里，長數百里。這里開展防雹斗爭的辦法是：當地駐軍與民兵配合，用高炮與土炮轟擊成雹云層，有一定效果。今后應加強這方面的工作，請把防雹所需物資、經費列入專項計劃。
通渭縣連年干旱，糧食產量低、家底薄，群眾生活十分困難。今年口糧不足290斤，每天不到8兩，這樣的生產隊占68%，吃回銷糧的生產隊占83%。有相當一部分社員無錢打糧，在賣掉豬、羊、雞后，又變賣家具；有些社員砍樹賣柴，有的拆房賣瓦；無物可賣的就賣布票等。全縣有2 322人外流討要，全家一起外走的94戶。有些社員炕上無被，有的連一張破席也沒有，真是“一貧如洗”。看了后，心情沉重，感到責任重大。
對上述迫急問題，我們提出了解決的意見，并經省委同意決定：群眾已斷炊的，提前供下月的回銷糧；無錢賣糧的，增撥一批救濟款，以穩定社員情緒，開展生產自救。至于全面解決群眾生產、生活問題，容當再報。（摘自羅玉川1973年6月28日給周總理的特急電報）。
為了配合國務院工作深入開展救災工作，7月15日，中共甘肅省委及時召開了第75次常委會議，認真聽取了國務院工作組羅玉川、王英先、劉忍等同志關于工作組對通渭、會寧、靖遠、皋蘭、東鄉、秦安、靜寧、莊浪、環縣等9個縣當前生產和群眾生活情況的調查情況和提出的緊急支援災區生產自救的措施：提請中央增撥救濟款5650.50萬元（其中生活部分932.5萬元，生產部分4718萬元）；救濟糧1.29億斤（其中夏接秋口糧8927萬斤，籽種、飼料補助4070萬斤）；棉衣45.6萬套，單衣45.6萬件；棉花102.6萬斤（市斤），棉布570萬米；被子42.2萬床；汽車130輛（其中人畜飲用拉水車50輛，拉燃料車80輛）；木料3萬立方米。常委們一致認為這是中央和周總理對我們的極大的關懷。省委決定待這些物資下達到我省后，由宋平同志掛帥，王國瑞、申效曾同志參加，負責組織和認真搞好分配工作。從此，宋平同志全部挑起全省抗旱救災的組織工作和救災物資分配工作的擔子。（請參看1973年7月15日中共甘肅省委第75次《常委會會議紀要》）
第二次特急電報：宋平同志簽發請求中央盡快調入救災糧的報告
這份特急電報是請求中央盡快調入救災糧款的，1973年9月7日由宋平同志簽發，直接電告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電報說：
我省今年農業生產受災嚴重，成災面積達1900多萬畝，占糧田面積的40%以上。往年多是一季受災，今年是夏秋兩季受災。危害嚴重的主要是旱災，而且大部分地區是繼去年伏、秋旱之后又發生冬、春大早。去冬、今春雨雪偏少，入夏后旱情繼續發展，到八月中旬以前滴雨未下，有的地方旱情持續兩三個月之久。雹災、洪災也是歷史上少見的，今年4至8月，全省先后發生大面積的雹災達18次之多，50多個縣的600多萬畝農作物遭到襲擊。此外，春霜凍、干熱風、病蟲害等也頻繁發生。
由于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對“農業學大寨”和改變生產基本條件的工作抓得不緊，防災、抗災能力很低。所以一遇自然災害，糧食就大幅度減產。重要的產糧作物區慶陽、平涼地區減產四成以上，中部干旱地區在去年減產的基礎上又減產三成以上，環縣、會寧、靖遠、榆中等13個縣的320多萬畝糧田，夏、秋都沒有什么收成，全省預計總產僅達75億斤左右。
電報強調說：由于災情嚴重，農村缺糧面寬量大，據各縣要求，從今十月到明年接上新糧，農村回銷糧需要10.08億斤。省委認為各縣提的數字有些偏大，可以適當壓縮。但1973年10月至1974年3月最少要4億斤；1974年4月到接上新糧，需再調入4億斤。（摘自1973年9月7日省委、省革委會《關于請求中央調入糧食的報告》的電報）
第三次特急電報：再次請示國務院關于我省災區生活安排和災區糧食的調撥問題
1974年2月24日，災情繼續發展，人口大量外流，宋平同志再一次簽發了省革委會給國務院《關于我省災區生活安排和糧食調撥問題的請示報告》的特急電報。電報中說：
去年我省農業遭災嚴重。在中央、國務院的關懷支持下，開展生產自救，使大部分社員生活得到了安排。但仍有一部分社員生活有很大困難，每人每天至今吃不到8兩糧，因此，繼續發生人口外流。據初步計算，去年的回銷糧指標尚差2 000萬斤左右。
現在的突出問題是：從今年4月到接上新糧這段時間農村群眾的生活安排還有問題。據平涼、慶陽、定西、天水、蘭州、武都、武威等地區調查落實，有3.5萬多個生產隊、600多萬人缺少口糧，需要國家回銷4.8億斤。為此，我們除了大力發動群眾開展生產自救外，請求中央在第二季度先按4億斤糧食安排我省調入。由于災區糧食庫存不足，務請于3月份前批準調入一億到兩億斤，以便先做為慶陽、平涼等交通不便地區的群眾生活安排。（摘自1974年2月24日省革委會給國務院的特急電報）
以上三次“十萬火急”的特急電報飛馳西花廳，周總理看后都立即批示國務院各有關部門認真辦理，每個問題他都要親自過問，予以具體落實。
國務院調查組經過兩個月的調查，還先后向黨中央、國務院寫了如下專題報告：（1）關于甘肅省中部干旱地區18個縣群眾生活和當前生產問題的報告；（2）關于甘肅省中部干旱地區18個縣今后兩年半改變農業生產面貌問題的報告；（3）關于18個干旱縣水利情況的調查報告；（4）關于甘肅省輕、手工業狀況的調查報告；（5）關于甘肅省處理平叛斗爭遺留問題的調查報告；（6）關于甘肅省河西地區發展農業生產的調查報告；（7）甘肅省河西走廊水源豐富為什么還反映水不夠用？這7份報告都對甘肅抗災、救災和對甘肅工農業的發展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這是敬愛的周總理關懷甘肅人民、救民于水火的見證。
在當時“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席卷全國、形勢非常混亂的情況下，中央工作組和省上參加抗旱救災的同志能夠聞風而動、雷厲風行地把救災工作推向前進，這與敬愛的周總理的親自領導與關懷分不開的。首先他在中央、國務院14個部委中親自挑選與組織了一支忠于黨、忠于職守、勇于戰勝困難、自覺服務于救災工作的隊伍。當時，在“文革”中有些人說“大話、空話、假話”成風，能不能講事實、說真話、將災情如實反映到國務院就成了搞好抗災救災的關鍵。周總理有句名言：“只有忠于事實，才能忠于真理。”他對中央工作組一再強調，一定要說真話，要尊重事實。所以羅玉川同志一到定西就說：“我的決心是重事實、說真話，將災情如實反映給周總理，決不辱使命。”經過一段認真調查，就立即給周總理發出第一封特急電報，實事求是地告訴周總理甘肅災情的嚴重狀況。
三次特急電報和國務院工作組的七份調查報告，都引起周總理的極大關注。經他親自批示，開始給甘肅緊急調撥第一批糧食和救災物資。其中主要有：救濟款5650.5萬元，救濟糧6498.5萬公斤，汽車130輛，還有棉衣、棉被等救濟物資，局部解決了災區群眾的溫飽問題。全省人民，特別是受災地區的人民，永遠不會忘記周總理的恩情和親切關懷。他們說：“周總理真正是‘人民的好總理’啊！他給我們送來的是救命款、救命糧，救命之恩是永遠不能忘記的！”
三、加強調查，全力幫助災區群眾安全度荒
1974年，甘肅災情繼續發展，敬愛的周總理非常重視，放心不下。這時他已不幸身患重病，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他仍然繼續關懷甘肅的救災工作。他親自委托華國鋒副總理指示商業部、財政部再次到甘肅調查災區群眾生活安排落實的情況。工作組帶著周總理對甘肅人民的深情厚意，于3月29日至4月18日到受災嚴重的定西、天水、平涼、慶陽4個地區的會寧、通渭、秦安、天水、莊浪、靜寧、平涼、華池、慶陽等9個縣調查了解災區生活安排情況，聽取了各級黨委的匯報，并在這9個縣的16個公社、21個大隊、24個生產隊訪問了114戶貧下中農的生活情況。回到蘭州后如實將上述情況向省委作了匯報，并且提出了具體解決的方案。重點是安排好群眾生活缺糧、缺錢的情況，并于1974年4月23日及時向周總理和國務院寫了《關于在甘肅了解災區群眾生活安排情況的報告》。報告詳細敘述了甘肅的災情在繼續發展，群眾生活仍然十分困難，急需繼續安排救濟，說明甘肅省1973年由于許多地區連續幾年受災，而且災大面廣，盡管采取了一些生產自救的措施，但困難仍然很大，主要問題是：糧、款指標不夠，普遍的缺糧、缺錢。1974年全省糧食銷售計劃數為17.8億斤，其中農村銷售6.7億斤。各地區從4月到接上新糧上報要求解決回銷糧食為4.98億斤，其中口糧4.72億斤。但商業部安排的二季度調糧計劃為3億斤，省上根據這個數字于2月份給各地區下達了2.8億斤的返銷糧指標。各地區普遍反映指標與實際需要相差太遠，經過反復調查摸底認真核實以后，尚需4.083億斤，其中口糧3.9154億斤。
不僅糧食銷售指標不夠，就是供應了返銷糧，由于社員現金收入太少，也無錢買糧。不少地區社員勞動日的工分值只有1角左右，最低的只有1分錢。根據各地典型調查，無錢買糧需要救濟的農戶占總戶數的70%～90%。當年一季度，全省對農村的返銷口糧1.787億斤，省里撥救款300萬元，加上各地、縣上年結余的救濟款，共開支465萬元，占返銷糧價款的26%；發放口糧貸款339萬元，其中信用社貸款147萬元，占返銷糧價款的19%。以上兩項共開支804萬元，占返銷糧價款的44%。
此外，牲畜缺草、缺料造成死亡的情況也很嚴重。根據我們去過的4個地區不完全統計，由于缺草、缺料，共死亡大牲畜近4干頭。
正因為甘肅人民生活仍存在上述嚴重困難，所以周總理才帶病排除各種干擾和困難，再一次派工作組到甘肅進一步幫助解決，這是甘肅人民永遠難以忘懷的，很多被救災民至今想起來還淚流滿面！在深入調查了解的基礎上，國務院工作組進一步提出了解決災區生活安排問題的兩點具體意見，
第一，4月至接上新糧最少需4.5億斤，不然不能保證按8兩供應，就會出問題。1974年度糧食銷售計劃也要在原定的17.8億斤的基礎上增加5千萬斤，增改為18.3億斤。
第二，共需救濟款3 555萬元。省委的意見：治病款300萬元由地方財政解決。財政部除已撥的1 200萬元外，尚需再增撥2000萬元。（以上均引自1974年4月23日商業部、財政部赴甘肅省了解災區生活安排情況小組上報國務院的《關于在甘肅了解災區群眾生活安排情況的報告》）。
敬愛的周總理看了國務院工作組的報告后，心情沉重地說：“解放這么多年了，甘肅群眾的溫飽問題還沒有解決，是國務院的工作沒有做好。現在又發生了這么大的天災，群眾的生活一定要安排好。”總理根據《報告》提出的意見，責令國務院有關部委盡快研究安排落實。接著，國務院調撥的糧款和救災物資按報告的要求如數陸續到達甘肅，確保了災區群眾安全度過春荒、接上新糧，沒有餓死一個人。原來人們最擔心的是會再現“三年困難時期”局面，然而在周總理的巨大關懷下，不僅沒有重演“三年困難時期”的悲劇，而且奪得了1975年的豐收。甘肅人民忘不了周總理天大的恩情，也不會忘記宋平同志在其中發揮的巨大作用。
四、持續關注，增強災區群眾生產自救的信心
中央撥給甘肅的救災糧款和物資所以能“一馬平川”迅速到位，都是周總理精心安排的結果。宋平同志曾滿懷感激之情地告訴我們大家：“關于救災工作輕重緩急的安排、救災糧款的籌集、火車汽車的運輸，都是周總理商同有關部門進行的。”他指令有關部門：“在工作安排上，都要給災區人民讓路，都要把災區人民的急需放在第一位，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阻撓和干擾對災區人民生活的安排和救災物資的運輸。所以救災錢糧物資才到位這樣快。”我們小組的全體同志聽了以后都十分感動。
感動最深的是廣大災區人民。周總理指示國務院有關部門給甘肅人民撥來救濟糧、款和各種救災物資到位以后，極大地提高了災區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外出討要的都陸續回到家里，下決心抗旱，生產自救。在當時極其困難的情況下，缺少牲畜就人力拉犁、耱地，勞力不足就老人、婦女一起上地背糞、撒種，大家迎著困難，同心協力，推動了農業生產和各項工作的順利進行，取得了顯著成績，平安度過了1974年，奪得了1975年的大豐收。
周總理親自領導和指揮甘肅人民抗災救災的親民為民之舉，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為民”宗旨的充分體現，甘肅人民祖祖輩輩都不會忘記。有位偉人說過：“比海更宏偉的是藍天，比天更宏偉的是良心。”良心是權力、法律無法賜予，也無法剝奪的，但它卻能深深地、強有力地驅使著人們樹立感恩的美德。周總理對甘肅人民揮之不去的思念與恩情，已深深銘刻在人們的心上，成為甘肅實現改革開放和跨越發展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