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論文精選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城市建設和發展步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形勢很好，城市正處于一系列激烈的社會經濟變革之中，面對經濟體制轉軌、產業結構調整、城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改革論文8篇,供大家參考。
改革論文精選篇1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城市建設和發展步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形勢很好，城市正處于一系列激烈的社會經濟變革之中，面對經濟體制轉軌、產業結構調整、城市急劇擴張和城市化進程日益加速等諸多變化，傳統城市規劃受到了空前的挑戰。提出了城市規劃行政主管部門，應如何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把握好規劃原則，適應政府職能的轉變，真正成為政府的重要職能部門。城市規劃管理工作來說是問題與成績同在，機遇與挑戰并存。因此，有必要對當前城市規劃管理中存在的問題以及原因進行分析，尋求解決對策，使我們的城市規劃和建設事業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
關鍵詞：改革開放 城市規劃 建筑管理
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發展，城市管理工作日益得到重視。實現城市化、構建和諧社會則必須加強城市管理體制的改革與創新，如何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一直是城市政府的努力方向，本文通過分析我國城市管理現狀和問題，并淺談相應的對策，提供部分個人意見完善城市管理體系和政策法規，優化城市管理環境。
1 城市規劃面臨的挑戰
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城市規劃被認為是“國民經濟計劃的繼續和延伸”。因此，城市規劃對城市建設的調控主要采取的是一種機械的目標管理和計劃控制的方式。但是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城市建設也逐步由以前的政府投資行為，轉變為市場調節為主的多元投資行為。城市的開發建設表現為多種經濟法人之間的利益關系，或者是經濟法人與公眾利益的關系。傳統的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城市規劃體制無論在自身機構、管理機制、還是規劃方法等方面都難以適應這種新的經濟關系。
主要表現在，一是傳統的城市規劃對城市土地和空間資源價值認識不足，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城市建設資金短缺；二是傳統的規劃管理強調的是計劃性和強制性，若嚴格按照城市規劃進行管理，則投資商沒有任何選擇余地，容易影響投資商的積極性，若規劃執法不嚴又容易產生各種腐敗現象；三是城市規劃代表的是城市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目前我們低規格的城市規劃管理機構（有的城市還沒有獨立的城市規劃管理機構），難以承擔起市場經濟條件下調整和協調經濟法人與公眾利益關系的職能；四是傳統的城市規劃是以土地利用控制為核心的一種靜態的物質規劃，規劃缺乏實施可行性論證和評估，造成了規劃的目標過于僵化，實施中缺乏可操作性，難以適應干變萬化的市場，從而造成大面積的違法建設；五是傳統城市規劃關注的是既定規劃藍圖的實現，而忽視了城市規劃對城市土地開發過程的調控功能，容易引起土地的投機活動；六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投資商對經濟效益過度追求往往會侵害公眾的利益，造成土地浪費、環境污染等問題，而作為城市整體利益的代表，城市規劃部門難以對這類行為進行有效的干預和調控，使得公眾利益受到損害，社會公益事業的建設得不到有效保障；等等。
歸結起來就是，我們傳統的城市規劃管理機制還難以協調市場經濟條件下產生的多種經濟法人之間以及多種經濟法人與公眾之間的利益關系。這就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新的挑戰。
2 城市規劃與建筑管理
建筑是組成城市的基本細胞，精制而富有特色的建筑最能展示城市的藝術性。建筑廣義概念包括單體建筑物及橋梁、堤壩、高架快速路、電視塔等構筑物，是對城市形體環境質量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
城市規劃的內容也能夠細微到桌椅、燈具甚至標志物，是與建筑管理仍有質的區別。城市規劃對城市是從整體形象把握，即使具體到任何細小局部時，設計師依然將每個細部作為城市空間體系中的一個部分進行設計，而建筑管理只是關心在特定空間的某一建筑，卻很少關心它的鄰居，缺乏對城市空間的總體認識和把握。
這就存在一個協調上的問題。城市規劃以城市和建筑群體空間環境作為主要對象，而一個好的城市規劃則在于整體環境的和諧、優美，不僅僅是單純的建筑單體設計。沙里寧(E.Saarinen)在《論城市》中提出城市體形環境設計的三條原則，其中第二條就是“相互協調的原則。”他繼承了C。西特的《城市建設藝術》一書中總結中世紀歐洲城市建設藝術中強調的“互協調要素”，并加以發展，指出自然界雖然千變萬化，但又是相互協調的，因此，在人類建設新城也應該遵守這條原則。在沙里寧的實踐中，把建筑管理、戶外空間以及園林綠化等融為一爐，形成一個完整和諧的整體。
而我們的城市，最缺的就是關系，建筑與環境之間沒有關系，建筑物與建筑物之間沒有關系。單獨看，有些還不錯，放在一起就是亂七八糟。我認為這不是單純建筑的問題，而是城市規劃建筑管理相協調的問題。城市規劃并不直接設計建筑，但是卻對其區位、布局、功能、形態，包括體量、色彩、質地及風格等提出合理的控制與引導要求。要實現城市規劃與建筑管理的協調，那么建筑實體對城市環境的影響，關鍵不在于一樓一房本身的優劣，而是建筑體和構筑物的群體效應，如對城市天際線的影響。組織建筑群體時，既要考慮其在城市環境中的歷史文脈，也要考慮其環境文脈。古、舊建筑能夠反映城市歷史和城市文化，要盡力予以積極保護和合理利用。
3 城市規劃與建筑管理和諧發展
城市建設既是提升地方形象、實現和諧人居的現實需要，又是改善投資環境、擴大對外開放的必然要求。建議在城市建設與管理中注重把握以下幾點：
3.1規劃與建設相統一
以科學規劃引領城市建設，以高起點規劃提升城市品位，準確把握城市定位，把產業發展納入城市規劃與建設之中，依托當地城市特色產業的支撐，促進新型工業化與城鎮化雙輪驅動。通過專業市場、現代物流和科技創新服務，構筑共建共享的城市平臺，放大產業的集群效應、聯動效應和輻射效應。
對重要規劃建設項目，通過專家咨詢、社會公示、舉行聽證、動態巡查和跟蹤監管等，增加透明度和認知度，增強執行力和公信力。城市建設項目必須嚴格執行規劃，堅持建一項工程，創一個精品，出一個亮點。
3.2新城與老城相融合
在推進城南新區建設的同時，加快城北片區拆遷改造進程。在改造新建時留足公共用地，增加綠地面積和健身場所，不斷完善公共配套設施，改造一塊，提升一塊，切實改善老城區的人居環境。
新城區的建設和老城區的改造，應注重建筑風格、人文特色、水綠風情的有機融合。嚴禁亂搭亂建，加大違章建筑拆除力度，降低拆遷的難度和成本，推進城市和諧有序發展。
3.3局部與整體相協調
沿街建筑應適當退讓，高低樓應注意協調，建筑群不宜過密，留足綠地空間。尤其是沿街南側的高層建筑不宜過高過密，應考慮過渡空間和采光空間，以提高城市的通透性。
更多地引進綜合實力強、開發水準高的大型開發公司，建設規模較大、功能較全的小區，力求達到開發一個小區、建設一片新城。同時對原有老小區整合改造，逐步解決小區碎片化問題。街道、片區的建筑風格、建筑樣式、建筑色彩要相對協調，一街一景、一路一品，打造各具特色的商業街、文化街、美食街。
3.4地上與地下相配套
根據地面道路和建筑物布局及其功能，超前編制地下管網詳規，統一建設地下給排水、供氣系統和管線網絡，解決地上與地下不夠配套問題。
供電、電信、廣電、移動通訊等部門應加強合作，盡量實行一管多用，使地下管網一次鋪設到位。對地下管網建設滯后的地段，要統籌協調，同步施工，避免地面“一破再破”、反復修補。
加強城市消防配套設施建設，不斷完善公共消防網絡，特別應重視高層建筑的消防，確保城市消防安全。在地面增設車庫和停車場的同時，加大地下和空中停車場規劃建設力度，力求更多車輛進場入庫、有序停放，以緩解停車難問題。
3.5軟件與硬件相兼顧
大力建設公共文化設施，不斷完善社區文化網絡，積極開展豐富多彩的社會文化活動。充分利用淮雜“非遺”品牌，打造淮雜傳承基地，進一步放大淮雜特色文化效應。
4 結束語
總之，我們在城市的規劃管理的過程中，要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以科學的態度規劃城市，以務實的作風建設城市，以人性化的措施管理城市，就一定能建設適宜人類居住的生態、和諧、美好城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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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論文精選篇2
《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理論綜述》
摘 要：黨的會開創了改革開放和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時期。鄧小平提出一整套科學的理論和推進改革的戰略，形成了改革開放理論，這是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命運和國家前途的根本大計。本文從改革開放理論的形成，內涵以及特色三個方面來闡述改革開放理論，指出改革開放理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改革開放；內涵；社會主義
改革開放是黨在新時期下帶領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正如黨的報告提出：“必須堅持推進改革開放。”把握這一基本要求，調動社會積極性，激發社會創造力，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
一、中國改革開放理論的提出與形成
1978年12月，在黨的會上，提出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這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黨這一決策的提出，有著其深刻的歷史根源。
首先，黨從““””的嚴重曲折中深刻認識到，要擺脫我們當時所處的嚴重困境，必須把黨的工作重點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鄧小平在會前后反復強調必須把發展社會生產力放在首位，確提出生產力標準的理論，強調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社會生產力。
其次，鄧小平指出要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調整和完善生產關系，就必須對我國經濟體制進行根本改革，不改革就沒有出路。社會是在不斷前進的，必須隨著實際情況的變化，不斷地對社會主義制度進行改革，使其經常保持與生產力相適應的狀況，才能促進經濟社會持續不斷地向前發展。
1978年，黨會的召開，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徹底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理論，標志著改革開放新時期序幕的拉開。1982年，黨十二大確定了“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指導思想，提出了黨在新時期的總任務和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綱領。以此為標志，我國的改革開放進入全面展開階段。
二、改革開放理論的內涵
堅持改革開放，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希望。我們的改革開放，即是對內搞活，對外開放。改革和開放既聯系又區別，它們有各自特殊的內涵。
(一)改革的思想
改革是通過體制改革和創新來打破過去傳統封閉狀態，主要是建立廣泛的國內外經濟合作關系。鄧小平指出，中國的改革首先是從根本上改變原有的經濟體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鄧小平指出只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這一理論主張把社會主義同市場經濟統一起來，創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它在遵循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同時，又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要求，為我國把經濟改革目標確定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奠定了理論基礎。
改革是解放、發展生產力必由之路。鄧小平改革理論的根本目的是為了進一步解放生產力，促進我國生產力更快地發展。鄧小平強調，發展生產力是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必須全面改革。過去舊的那一套體制，經過幾十年實踐證明是不成功的，為了發展生產力，必須對我國經濟體制進行全面改革。
(二)開放的思想
鄧小平堅持對外開放，他指出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發展離不開世界。他說：“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他提議設立經濟特區，開放十幾個沿海城市，開辟沿海對外經濟開放地帶和開發開放上海浦東。我國對外開放格局的形成，促進了生產力的迅速發展，推動了經濟體制改革進程。
實行對外開放是我們堅定不移的戰略方針和基本國策。中國經濟要迅速發展，必須實行開放政策。改革、發展、穩定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格局中的三個關鍵環節，須使它們相互協調、相互促進。改革是發展的動力，穩定是發展和改革的前提，發展和改革是穩定的物質基礎和必要條件。
三、改革開放理論的特點
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開放是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新時期改革開放理論具備以下一些特點：
首先，改革開放理論具有全面性。改革是全面的改革，開放是全方位的開放，農村改革開放和城市改革開放相結合，城市從來就是會經濟、政治、文化的中心，不進行城市改革，農村改革是無法取得最后成功的。
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其他各個領域的改革相結合。鄧小平明確指出：“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
其次，改革開放理論具有實踐性。改革開放是一種實驗。鄧小平說：“我們的改革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國際范圍內也是一種試驗”。正因為是試驗，所以要摸索前進，不斷總結經驗，發現問題，及時改正。他指出，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是靠實踐，改革開放從實踐中提出來，又經過實踐的檢驗。
再次，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是人類歷史上嶄新的社會制度，同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一樣，有它發生和發展的過程，尤其是我國現在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以，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鄧小平強調：改革有利于鞏固黨的領導，有利于在黨的領導下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
四、改革開放理論的重要意義
改革開放理論對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中不斷完善和發展起來的。
(一)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根本途徑，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相結合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大成果。
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孤立起來，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強國際交流，不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先進科學技術和資金，是不可能的。改革開放理論適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使社會主義獲得了新生，這對加快經濟發展有重大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二)改革開放理論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
改革開放，是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國人民建立新中國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基礎上進行的。黨的會后，鄧小平充分肯定了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在新的實踐中豐富和發展了這一理論，指出解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的途徑是改革。
鄧小平關于改革開放理論的論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改革的思想，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指引了方向，進一步完善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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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論文精選篇3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叫賣文化隨商品種類的多樣化和現代化發生變化。
叫賣形式從最初的走街串巷到如今的商業廣告，叫賣的傳播渠道也從純粹的吆喝到如今通過電視、廣播、新聞進行宣傳；叫賣內涵由單一走向多元化。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商業發展迅猛，商販的身影遍布大街小巷，商場、百貨的叫賣各式各樣，叫賣文化有了新的內涵。
本文以永川區的叫賣文化和商業發展為例，通過對改革開放以來叫賣文化的發展變化分析商業的發展趨勢，得出叫賣文化與商業發展的關聯性，進而預測商業未來的發展新趨勢。
一、叫賣文化的內涵
叫賣，指從事商業服務性行業人員為推銷商品或開展商務而使用的一種特殊的口頭語言表達形式。
叫賣本是商業行為，但隨著城市發展，走街串巷的叫賣聲越來越普遍，并且在中國歷史上存在極為長久的時間，漸漸也沾上了文化氣息，發展成一種商俗文化、民俗文化、口頭文化。
（一）叫賣文化的特點
歷史悠久，從西周時期持續發展到現代社會；實用性強，與商業發展相輔相成；內涵豐富，不同的行業、地區具有其特色；口語化表達，風趣幽默，朗朗上口；語調旋律婉轉， 聲調悠揚，節奏感強。
（二）叫賣文化的發展歷程
明清商品經濟的繁榮發展，推動叫賣文化進入繁盛期。據記載：明代北京叫賣已成規模，清末民初，北京叫賣發展至高峰。十九世紀后期，叫賣文化瀕臨滅絕，由于人們對傳統文化重視程度提高，叫賣文化得到恢復。
二、改革開放以來永川區叫賣文化的變化
改革開放后，蓬勃發展的經濟促進了文化的發展變化，永川區的叫賣文化隨著經濟發展而改變，主要體現在傳播載體與內涵的變化。
（一）叫賣文化傳播載體的變化
最初，商販在大街上用吆喝聲招徠顧客，后來，他們唱起編好的內容新奇的歌謠來吸引顧客。永川方言風趣幽默，叫賣充分發揮其方言優勢。
改革開放初期，隨著經濟發展，商販的攤位趨于固定，常使用錄音機播放提前錄好的叫賣聲。如今，更多商家在熒屏上播放宣傳視頻。紙質宣傳單、電視廣告等，叫賣已經從口頭文化發展成為以現代科技為載體的語音、文字文化。
叫賣文化的四種形式：一是定點叫賣，商販在街道上擺攤叫賣；二是不定點叫賣，游商攜帶貨品走街串巷進行叫賣；三是將叫賣聲編成曲調，通過人們的傳唱進行叫賣；四是通過拍攝廣告，投放到大眾傳媒上進行宣傳。
（二）叫賣文化內涵的變化
叫賣的目的是推銷商品。隨著時代變遷，叫賣文化成了一種前人留下的文化遺產，它宣揚了地域特色，文化內涵不斷豐富。如今，叫賣聲漸失傳，靠民間藝人進行叫賣表演或穿插進影視作品等，展現地方特色民俗文化，叫賣文化成為了一種地域文化標志。改革開放以來，叫賣文化從單一的口頭吆喝，融入了視、聽的感受，從單純地“叫”變為具體、形象的“演”。
三、改革開放以來永川區商業的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永川區的商業貿易量急劇增加，帶動了商業的發展。商業的規模不斷擴大，商業的形式不斷更新，商品種類的不斷豐富，促進了永川區經濟的發展。
近6年來，永川區經濟一直呈高速發展的趨勢，也一直保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商品銷售總額、對外輻射交易額、人均消費等四個“渝西第一”。
改革開放以來，商品種類不斷豐富，品種向高科技化、信息化、集約化發展。由改革開放初期單一的日常生活品、食物等生活必需品，增加了高科技電子類高檔耐用品。從改革開放前的國內自產到如今的國外進口，極大地突破了地域的限制。
四、改革開放以來永川區叫賣文化對商業發展的影響
傳統叫賣文化是在近40年發生變化的，也就是改革開放后的這幾年，商業經濟的迅速發展，使叫賣文化的形式發生了巨大變化。
改革開放后，人們的消費開始從生活必需品走向高檔耐用品，體現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狀態和經濟水平的變化，隨著經濟不斷發展，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永川區經濟發展良好，居民對商品消費支出的增加、各類商品價格的上升都反映了居民對不同商品需求的變化，居民在衣著食品和個人娛樂保健等服務業的消費增加較多，在交通、維修服務的消費降低。
如今商業迅速發展，商業競爭激烈，要想在激烈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叫賣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以前的口頭吆喝比的是嗓音和叫賣詞，如今的叫賣靠的是迅速發展的傳媒。
叫賣文化變化的背后是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從以前的小規模個體經營戶到如今的多種私有經濟的存在，許多股份有限公司這種較大的經濟體開始存在，走街竄巷的叫賣形式已經不再適應現在的時代環境。商業經濟的發展對叫賣文化的影響是必然的、巨大的。
由此，叫賣文化與商業發展兩者緊密關聯：叫賣文化的變化反映商業經濟的發展，商業經濟的發展影響叫賣文化的變化。
五、叫賣文化與商業發展的未來走向預測
商業正處于快速發展的階段，人們在商品上的消費支出逐年上升，商業之間的競爭異常激烈，因此想要在競爭中生存下來就必須在質量和價格方面占優勢，而隨著商店租金的日漸提高，大多數小型商業戶開始選擇在網絡上銷售物品。近幾年來的淘寶、天貓等一系列的網上交易平臺的出現使商業開始向網絡發展。
在網絡上開店的成本低、銷售范圍廣、交易方便，更多人加入到網絡經商行業，由于資金有限，他們更多選擇低成本的網絡宣傳來提高商品知名度，比如利用微信、微博、騰訊QQ等更多社交軟件、代理商擴大宣傳。
因此，我們推測：商業叫賣在今后的發展將會從電視廣告、網頁廣告和傳單轉向網絡社交平臺，微商將會成為商業用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叫賣將會以網絡的形式走進我們的生活，將會在無形中影響我們。
本文從改革開放以來叫賣文化的變化和商業經濟的發展這兩個方面出發，從叫賣文化的變化中看商業的發展，為改革開放以來商業經濟的發展提供新的視野。從而得出叫賣文化與商業發展的關聯性：叫賣文化的變化反映商業發展，商業發展影響叫賣文化的變化。結合現在商業的發展趨勢，進而對叫賣文化未來的變化方向做出預測。但由于我們組成員調查區域局限性和對材料掌握的有限性，科研能力有限，對這一項目論述和研究還較為膚淺，在以后的學習工作中，我們組成員會繼續關注這一課題，以期望能對這一課題進行深入的研究。我相信，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國家經濟的發展，商業經濟將會繼續發展，而叫賣文化則會隨著商業的發展繼續豐富其內涵和形式，叫賣文化在我國商業文化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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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論文精選篇4
《改革開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
摘要：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帶領人民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是三十一年來改革開放艱辛探索的重要歷史結晶。改革開放是一場全面而深刻的革命，賦予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旺盛的生命力。新世紀新階段，只有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才能保持健康發展。
關鍵詞： 改革開放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歷史進程
報告中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最根本的就是要堅持這條道路和這個理論體系。”經過改革開放三十一年的實踐，我們黨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一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了具體的實踐形態和理論形態的辯證的歷史的統一，從而使社會主義在我國煥發出勃勃生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伴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形成的現實基礎，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提供著重要經驗，也直接推動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不斷發展和完善。
一、鄧小平理論與改革開放事業的開創
鄧小平理論的創立過程是與改革開放同步的，是與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步的。改革開放實踐的理論成果就是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的鄧小平理論，是在反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教訓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開創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歷史進程中，創立了鄧小平理論。第二代黨中央領導集體，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改革開放，是一場新的革命。首先，鄧小平同志正確評價了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統一認識，團結了全黨，這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創造了良好的政治局面。其次，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促成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踐的“第二次結合”。鄧小平同志強調，要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不斷結合變化著的實際，探索解決新問題的答案，從而也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再次，在總結新的經驗的基礎上，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了理論概括。鄧小平同志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概念，并且對它的一系列基本觀點、基本思想做了科學的闡述，特別是提出并闡明了這一理論核心思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他反復強調在搞經濟建設的同時，必須堅持改革開放，堅持黨的四項基本原則，以及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指明在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必須搞好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等。這些思想，反映了在中國這樣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客觀規律，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了新的科學水平，也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最基本的觀點和最核心的內容。在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中創立的鄧小平理論，是中國共產黨人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成果，這一理論的形成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不僅奠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而且奠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基礎。鄧小平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同時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立的重要標志，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初步形成的重要標志。
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繼承和發展
江澤民同志堅持和發展了鄧小平同志的改革開放思想，指出“實行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強國之路，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歷史性決策”，他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進一步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際相結合，繼承了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并結合新的實踐和解答新的歷史課題中，繼續豐富和發展了這個理論。作為這一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大成果，“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從經濟、政治、文化三個方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作了深刻闡述，對我國現階段諸種社會關系、社會矛盾，以及經濟與政治、與意識形態的關系等問題，都作了科學的分析和闡明。這些思想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性和規律性的反映，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增添了真理性認識。
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帶領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堅持改革開放、與時俱進，繼承、發展并成功把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推向了21世紀。“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是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深入發展聯系在一起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
三、科學發展觀與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繼續
以胡錦濤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毫不動搖地堅持深化改革開放，指出“改革開放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創新充滿活力的體制機制的必然要求，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動力，必須堅定不移地加以推進”。十六屆三中全會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的黨中央，在總結歷史和現實經驗的基礎上，深入分析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著眼于新問題、新矛盾的解決，提出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
科學發展觀等一系列戰略思想的提出，回答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發展中面臨的新矛盾、新問題，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視野，推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進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建設創新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和先進性建設、走和平發展道路、推動和諧世界構建等一系列新的戰略思想，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為主線，貫穿著以人為本這個核心，形成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這一系列戰略思想，在認識上，體現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深化；在實踐上，體現了對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要求。同時，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增添了新的內容，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
改革開放繼續深化的今天，胡錦濤同志站在時代和歷史的高度，將鄧小平理淪、“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理論，概括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并明確界定了作為我們今天的指導思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更加豐富完善，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又前進了一步。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是在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礎上提出的，既體現了對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貫徹落實，也體現了在貫徹落實中的經驗總結和理論升華，同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有著很強的內在一致性。
改革開放作為當代中國的主旋律，也是貫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三個組成部分的思想主線。回顧改革開放的歷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命題，是在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中提出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逐步開拓、展開并越走越寬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在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和深化中逐步形成、拓展、豐富和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是在改革開放的號角越吹越響亮的勝利進軍中高高飄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改革開放，就是這樣內在地、有機地、不可分離地緊密聯系在一起。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也就不可能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新的發展階段，我們要奮力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為廣闊的發展前景，根本動力仍然在改革開放。科學總結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和寶貴經驗，把改革開放的號角更加響亮地吹了起來，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更高地舉了起來，這不僅對于激勵全黨全國人民堅定不移地深化改革開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而且對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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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論文精選篇5
【摘要】本文以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藝術設計的發展作為設計理論及實踐中的經驗問題，總結出當代我國藝術發展的基本特征，為藝術設計事業的更好發展提供可以借鑒的參考。而且對于藝術設計的發展和我國發展歷史的曲折經驗作一般的陳述，總結我國的藝術發展的經驗和教訓。
【關鍵詞】藝術；設計；發展；未來
中圖分類號：J52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6)02-0134-02
一、藝術的發展
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后的歲月里，我們的生產技術不斷提高，生活水平不斷完善，物質生活的需求已經無法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需要，將更加多的注意力加在精神文明的富足之上。在這種歷史條件的催促下，我國的藝術設計漸漸步入了一個改革開放的新紀元，有了質的飛躍。主要體現在藝術設計思想的解放、藝術設計理論的豐富、藝術設計理論領域的擴大、藝術設計的創新精神不斷樹立上。這一切的活躍表現使得我國藝術設計空前繁榮，學科的規模和規格不斷提高，學生人數不斷突破歷史新高，藝術生的水平也在不斷的上升，為我國的設計事業發展輸入了新鮮的血液[1]。同西方相比，我國的藝術設計發展歷史非常短暫，二者存在較大差異，使得西方的藝術設計很難融入到中國，而中國的藝術設計理論也很難得到西方藝術設計中的地位。因此，我國可以發展的潛力非常的大，藝術設計的道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等著我們去探尋。總結藝術設計的過程、理論特征及其觀念的認識，完善我國藝術設計體系特征，為理論研究和應用領域提供新的道路和方向正是我們正在走的路。
二、新的趨勢
“新的設計理想的實現首先在于對現實的反思，只有反思才能痛定思痛，調整尋求的目標”[2]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大顯成績，技術與科技的創新發展使得藝術設計走進普通人的生活中，所有的事物方方面面都已經和藝術設計融為一體，藝術設計在我們現實生活中隨處可見比比皆是。藝術設計是為了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無知的需求，為了一目的時刻的服務人民大眾。人民的物質生活變得越來越豐富、舒適和便利了，但量的豐富不代表制得豐富[3]，技術是不斷的提高。可是人們一味的尋求技術的提高，而忽視了藝術，藝術的本質是人性而不是技術。個性能被這樣慢慢的埋沒，我們要保證我們的藝術內涵不斷的發展和傳承。藝術是我們永遠執著的追求，尋求藝術精神在現在設計上的體現是我們的目標。通過藝術設計在中國二十多年的發展，我國的設計出現了很多急功近利的平庸之作，對于西方藝術語言的復制和模仿不斷的出現，導致這種“重復”對我國的設計發展毫無意義。多數人打著“全球化”的口號對西方設計進行模仿，把自身擁有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的優勢拋開腦后，生硬的設計一些國際化的東西。藝術需要站在自己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特征上出發，發掘自身的特點與眾不同之處，立于特別之處尋找個性。在全球化的大流之下占有一席之地，取決于設計者們創造源泉在自身的時代和文化大背景之下接受和轉化設計源泉的能力。全球化為設計師提供了一個很大的平臺交流資源信息，在結合世界文化同時融入自身民族性和地方性的個性因素，形成獨特的設計體系，這就是對的發展。21世紀的主流是綠色設計。綠色設計是當今世界的一大主題。全球出現的大規模污染影響已經讓人類心存膽怯，對于綠色問題越來越重視。這是人與自然和社會結合的一個設計問題，讓這些因素和諧結合在一起，讓人考慮綠色環保的問題同時貫徹綠色體系，在生產、包裝、材料和設計上都考慮到綠色環保。給人們帶來一種新的生活體驗，因為在一起生產發展的同時消耗和破壞了很多賴以身存的資源，要為設計的責任和作用考慮。擺脫掉無限制的消耗，走綠色設計體系。這不只是一種技術層面上的考慮，而是從設計的根源人的角度，不局限在設計形象和功能上，給人帶來一種精神上的體驗和改變，改變人們之前錯誤的消費觀念。以綠色保護環境為目標，傳遞正能量。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功，給人們的生活帶來的變化有目共睹。新時代的需要就是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為了貫徹這一歷史革命使命，更加不能忘記我們的民族精神。把我們的民族精神和本土的文化精神融入到藝術設計當中去，以獨特的民族面貌出現在世界的舞臺上，把中國設計和中國制造的東西變成一種特色，一直是我們的理想。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國際競爭中磨滅掉自己的特征是不明智的，是短見的。從文化上看特色和個性是屹立于世界之林的重點，失去了自己的文化重心和文化特色會存在很大問題。我們需要一個全球化的視角，還需要一個理性的思維和胸懷，把自身的個性較好審視，將本土和世界的東西相互結合，將達到新的提高和轉變。
三、我國藝術設計的現狀和弊端
我國的藝術設計在時代的大背景之下在尋找自己的道路。這條道路需要我們去摸索，我們之前從未有經歷過這樣的時期。在堅持民族性、地方性和個性的同時遵循全球化的大時代發展趨勢，把獨特的文化內涵資源和全球化共享資源結合，形成一個獨立的設計體系。與此同時計算機對于藝術設計的影響越來越明顯。藝術設計的發展于計算機的技術息息相關，藝術設計必須吸收其他科學技術的最新成果發展自己，從而更好的達到服務人民大眾的宗旨。數字圖像技術為自身的發展帶來了空前的發展和設計技術上的革新，引發了設計思維和設計理念的改變，靈活運用電腦技術才能為藝術設計帶來顯著的設計效果，才能完成賦予藝術設計的使命。電腦對于藝術設計的"工具有非常的快捷和便利，給設計者的資源越來越豐富，使設計者們減少很多不必要的制作的時間，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同時電腦效果帶來了現實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科學效果，為藝術設計的創新思路提供了非常卓越的好處，這一場對于藝術設計的革命，技術與藝術的輝煌合作成果。但是就當下來說，在我們對于科學技術帶來便利竊喜的時候，弊端也漸漸的顯現出來了。由于電腦給于藝術設計帶來的便利使越來越多的人追求廣泛性和群眾性，大多人認為掌握了電腦技術就可以完成藝術設計了的錯誤觀點。技術只是輔助設計者作圖的工具。有些人過于看重利益的效果，而追求商業上的效果，藝術設計變得越來越生硬、缺乏美感或者是單調面目雷同，這就是缺乏藝術修養和藝術語言的結果。因此，我們應該做的就是運用成熟的電腦技術幫助我們完成藝術設計，靈活運用藝術設計中應該擁有的視覺藝術美感和視覺藝術語言來傳達設計表達的東西。電腦只是一個手段和工具，視覺藝術語言才是我們應該遵循的藝術真諦而非電腦技術。不斷豐富自身的藝術修養的高度，從基本的手稿就開始不斷完善自己，不能從設計的開始就完全依賴電腦，筆桿才是我們設計的靈魂，我們永遠是藝術家而不是一個電腦操作者。現代藝術設計的內涵非常的豐富，我國的藝術設計道路才經歷了很多的時間考驗，全面總結中我國的藝術設計發展現狀和趨勢還需要大量的參考來繼續思考。我國的現代藝術設計還是一個年輕的產業。21世紀應該怎么走，在世界浪潮中走出中國風是我們年輕一代藝術設計者們的責任和使命。我們的時代需要我們攜手共進，跟進時代的步伐，順應社會需要的腳步，為中國藝術設計走向世界而共同努力[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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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楊天明，薛立克。淺談中國現代藝術設計的現狀和趨勢[J]。美術大觀，2007.
改革論文精選篇6
蘇軾與王安石，一對政治上持不同觀念的對手。他們的矛盾，始于熙寧二年（1069 年）宋神宗積極推行王安石變法開始的。因為在這之前，老蘇寫《辨奸論》，矛頭直指王安石，蘇東坡和弟弟子由都認為老蘇責罵得太重。但事實是，正是王安石變法產生的嚴重后果，徹底打消了蘇軾對于王安石的幻想，把他們逼向了政治的對立面，簡單來說，可以把這一對立面歸納為為朝與為民的對立。
改革開放以來，不斷有研究學者對蘇軾與王安石的關系（這其中還包括引申到后期的新學與蜀學之爭）進行分析研究，縱觀這一段時期以來的研究，筆者發現，其爭議的核心主要放在蘇軾與王安石政治主張不同，價值觀的差異，以及由這兩人的關系引申出來的老蘇與王安石的關系問題；司馬光、韓琦、富弼等仁宗時期的重臣與王安石、呂惠卿、李定、章惇等神宗時期以及神宗后期的重臣之間的對抗問題，從現有發表的學術期刊以及著作來看，這些問題都已經被廣大學者所研究到了，并且觀念的碰撞還是相當激烈以及精彩的，本文擬從改革開放以來學者們對于蘇軾與王安石的關系問題的態度的研究成果來做報告綜述。
一、蘇軾與王安石至死不和說
關于蘇軾與王安石至死不和這樣的說法是最為傳統的觀點。翻看2000 年以前的相關論文，至死不和說頗為多見。因為蘇軾與王安石處在不同的政治集團之中，他們的政治主張是不一致的，在王安石變法之中唯一得到蘇軾認可的就是免疫法，其他諸如最為人所熟知的均輸法、市易法、青苗法等都得到蘇軾的全盤否定。尤其是最令人熟知也令蘇軾最痛恨的青苗法，發展到了后期變成了強迫貸款，這種“苛政猛于虎”式的后果使農民情愿收成不好或者遇到自然災害也不愿意豐收，農民豐收的后果是被迫繳以前欠下的稅以及利息，甚至到了販賣妻兒、坐牢，為他作擔保的鄰居也搞得家破人亡。
在這樣的背景下，蘇軾再也坐不住了。照道理來說，1069 年2 月至1070 年末的蘇軾在朝中擔任史官的小職，他是沒有權力去參與王安石變法的。但在這個時候，蘇軾還是冒著風險呈上了他的《御試制科策（并問）》和《擬進士對御試策（并引狀問）》，其矛頭直指新法中的青苗法，其后又呈上《上神宗皇帝萬言書》，其中提到了自己的主張“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聽舀太廣，進人太銳，愿陛下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后應之。”這直接導致了蘇軾與王安石的關系走向了公開破裂，之后蘇軾就去了杭州做通判。
這里還需要補充一點，也是歷來學術上爭議的焦點，就是《辨奸論》的真偽問題，筆者翻閱了與至死不和說相契合的論文，大多數都認為《辨奸論》是老蘇自己的真跡，并且有些論證是以《辨奸論》為真的前提下展開論述的。
關于蘇軾與王安石至死不和說，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就是 1980 年蘇軾研究的大家———現在的四川大學教授曾棗莊先生在文學評論上發表過的一篇名為《蘇軾< 與滕達道書> 是“懺悔書”嗎》的論文。文中明確提到的結論就是“我們應當如實承認蘇軾一生都反對王安石變法，但一生也都堅持自己的豐財，強兵，擇吏的革新主張。”
1990 年閻笑非先生在齊齊哈爾師范學院學報上刊發了名為《試談蘇軾與王安石關系》一文，則更加激進地對蘇軾與王安石的友好關系加以徹底否認，其觀點頗有新意，很值得一看。閻先生在他的結論中談到：“蘇軾與王安石并沒有什么私人友誼，蘇氏父子兄弟同王安石之間結怨很深。蘇軾同王安石結怨并不始于熙寧年間，其根本原因也并不在于政治原則方面的分歧，而是出于封建地主階級文人因爭奪名利而相輕乃至嫉妒的心理。蘇軾雖然是以全面否定新法的姿態批評新法的，但批評中有分析，也有所肯定。而對王安石其人則不然，蘇軾對王安石是堅決反對，徹底反對，終生反對的，直至王安石死后仍是如此。而王安石為封建社會中杰出的地主階級思想家、政治家，雖然不可能完全擺脫那種時代風習的影響，但從他對待蘇氏父子兄弟看來，他還是比較有胸懷、有政治家風度的。從現象上看，蘇、王之間雖然有過一、二次書信往還，詩詞唱和，但這些根本談不上什么私人友誼。” 從閻笑非先生的觀點來看，蘇軾與王安石之間的矛盾并不是某一點上的矛盾，而是從根子里徹底就是一對矛盾的個體，是嫉妒心理。他們的至死不和是徹底的，也是無法修復的。
接下來，萬斌生在江西社會科學2002 年第2 期發表的名為《蘇軾在王安石變法運動中的階段性表現》的論文中提到了一些具體的看法，他認為在“仁宗嘉佑年間，蘇軾與王安石變法思想有嚴重分歧。” “這一階段，蘇軾與王安石的分歧，集中在變法思想上。由于對變法的取向不同，緩急各異，雙方的分歧是原則性的。”而到了“神宗熙寧年間，蘇軾全面反對王安石的變法實踐。” “蘇軾公開反對新法并對新法進行了全面批評，完全站到了王安石的對立面，成為保守勢力反對新法的急先鋒。” 文末，作者的觀點就是“蘇軾至死都未能改變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根本態度”
胡金旺老師在2012 年第二期《蘭州學刊》發表了一篇《蘇軾與王安石在< 尚書> 詮釋上的分歧》，選取了一個非常巧妙的角度，從兩人對待儒家經典《尚書》的態度來研究兩人根本的矛盾，蘇軾從情出發，王安石從智出發。即：“蘇軾在< 尚書> 詮釋上對王安石的批判是以其哲學思想為基礎的，其中的分歧是二人的哲學思想在經學詮釋中的必然反映。”可以看出，兩人對待經學的不同態度是他們無法調節的根本矛盾，通俗點來說，他們并不屬于同一個世界。
到了2015 年，方蔚在第二期的《文學教育》上發了一篇名為《從“從公一句十年遲”看蘇軾王安石之恩怨》。首先，作者肯定了蘇軾與王安石的不和是不可調和的，“無論是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還是文學家的王安石，蘇軾都予以措辭嚴厲的批判。”其次，作者認為過往的研究者多數認為蘇軾與王安石的恩怨主要問題在于王安石而非蘇軾，而文中作者也談到了蘇軾的問題，這是很有新意的，作者認為“蘇軾的確不是一個趨炎附勢的小人，他有自己的人生哲學與政治觀念，然而他‘以高才狎侮諸公卿’，以至于得罪了不少人。在朝廷的爭斗中，往往無人伸出援手，這固然是因為蘇軾不結黨營私，但也因蘇軾所做所言常常任性隨意，并不適于政壇。而且就政治才能而言，蘇軾并無行之有效的治國為民的主張措施，亦無精于人事的政治謀略。”那么，這里就把蘇軾政治謀略上的不足給放大了，當然筆者認為蘇軾的政治主張并非沒有，并且還有不少。縱觀蘇軾文集（孔凡禮點校《蘇詩文集》，中華書局出版，1986 年3 月第一版），其中提到蘇軾政治主張的文章諸如《儒者可與守城論》、《王者不治夷狄論》等論說，只是蘇軾除了地方官之外，在中央做官的機會太少，更比不上做上宰相的王安石。
從以上列舉的相關論文來看，蘇軾與王安石的至死不和說還是應當受到足夠的重視的，他們是下一章亦敵亦友說的源泉，也是蘇軾與王安石關系的一個主要的研究方向，未來值得拓寬的空間還是有的。
二、蘇軾與王安石亦敵亦友說
蘇軾與王安石亦敵亦友的觀點是當前比較主流的看法，亦敵亦友的落腳點是在后面這個“友”字上，這表現了他們在某些方面的共同點。持有這一派觀點的學者是在反駁至死不和的觀點下發展出來的，他們認為雖然蘇軾和王安石的政見不同，但那只是對于改革所用的方法不同，其實都是殊途同歸的，此外，這一批學者認為蘇軾與王安石對于彼此的才氣還是非常欣賞的，尤其到了晚年他們兩人對于佛學都頗有造詣。元豐七年（1084 年），在蘇軾黃州獲赦之后去常州之前專門去了一次金陵和王安石見了一面，從現有的資料來看，這應該是蘇軾與王安石最后的一次見面了，他們共同游玩了好幾天，聊了很多，應和之作也留下不少。
打響亦敵亦友說第一炮的這位人物就是朱靖華。他早在1981 年的青海社會科學刊物上就發表了一篇名為《蘇軾與王安石、司馬光的異同———兼論當前評價蘇軾的幾個問題》的論文中，談到蘇軾與王安石的關系時候，就認為蘇軾與王安石變法的關系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完全敵對關系，僅僅只是同一個派別、歧見之爭，是變革方法上的分別，并不對立。
接下來，劉乃昌老師在1982 年出版的著作《蘇軾文學論集》中也認為“蘇軾同王安石的關系，有牴牾，有接近，情況是較為復雜曲折的，他們在對變法改革問題上存在著分歧和爭論，但未由此演為互相攻擊，卻始終保持了友誼，并能在學術、文章上相互磨礪和推崇。”
而對于以上兩位老師保持相同觀點是名為《蘇軾與王安石變法》1984 年發表在華中師院學報第2 期的夏露，對蘇王之間的關系，她更加推進了一步，認為王安石在王安石變法中既表現出來的大智大勇，挽狂瀾于既倒的膽識和才華，也有雷厲風行的實際行動，而蘇軾則是深思熟慮，穩妥周全。這是說明他們兩者對于改革問題處理起來的風格不同，他們的共同點在于“他們是宋代積弊的清掃者，同時又是宋代腐朽政治的犧牲品，政治上的悲劇性質是相同的。”
到了2001 年，浙江大學的劉成國在撫州師范專科學校學報上發表的《王安石與蘇軾關系新論———兼論宋學流變中新學與蜀學之爭》中談及蘇軾與王安石關系問題，說蘇軾“對于一年之前的金陵相會，詩人在不經意中流露出淡淡的留戀、緬懷，從而使詩歌整體上呈現出一種漠漠的傷感與悵惘的色調。”也就是蘇軾對于這一段金陵相會還是頗為留戀的，作者引用蘇軾的詩作《西太一見王荊公舊詩偶次其韻二首》來說明蘇軾對王安石還是有一絲哀悼情緒在里面的。
2010 年，喻世華的《千秋功罪任評說———蘇軾與王安石關系及其評價的審視》中的結論也頗具特點。他認為“蘇軾、王安石在思想、文化、政治、性格方面的分歧是全面而深刻的，再加上他們曾經有過的芥蒂，他們可能是知音，但絕不是朋友。”他還說，僅憑元祐三年（1088 年）十二月在奏議中對王安石的批評來證明蘇軾對王安石一直懷有怨恨是不足為憑的。
最后，吉林大學的劉森同學在其2012 年的碩士畢業論文《蘇軾與王安石政治關系研究》里認為蘇軾與王安石之間的友好關系到王安石晚年達到了一個登峰造極的水準，文中說：“在元豐七年左右，蘇軾與王安石之思想，達到二人交往紀錄中的最高契合，二人之交往友來亦達到了歷史最高峰，非但是私交，便是政治關系二人亦達到了一種空前的和解，故二人之友誼是真友誼，是無可懷疑的。”
綜上所述，對于蘇軾與王安石的關系，大多數學者認為除了政治改革方式上的差異之外，無論是人品，精神，個人素質涵養，藝術修為等等一些因素方面來看，兩人都非常欣賞對方，把對方視作自己的知己，終身的好友，借用周本淳老師《略論王安石蘇軾友誼的基礎》一文中提到的一句話來總結就是“兩人的友誼經得住死生的考驗”。
三、總結
總之，要討論蘇軾與王安石之間的關系問題是非常復雜的，這其中既要看到他們的對立因素，也要看到他們都渴望積極推行改革的心情，因為北宋存在的重文輕武的國策，使國家積重難返，陷入非常被動的窘境當中，既沒有錢支持國家，又要一次次的靠進貢鄰國來取得暫時的和平局面。北宋王安石變法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強國，但是王安石所站的立場是國家，而蘇軾所站的立場是人民，這就是這兩位政治人物之間最為根本的區別。筆者相信，無論是蘇軾與王安石的至死不和說也好，亦敵亦友說也罷，都是為了說明他們兩個是有著密切聯系的。同時，只有搞清楚他們兩者的關系，才能找到深入研究北宋黨爭的鑰匙，隨著時間的推移，筆者相信蘇軾與王安石之間的關系研究問題在現有的研究成果之上一定還會有一個較大的突破口，如在新文獻的發現上，在兩者已有文獻的重新解讀上在后期的黨爭之中運用逆推法來研究蘇王兩者的關系。筆者相信，蘇王關系問題會一直是一個北宋文學蘇軾研究的一個熱門問題。
改革論文精選篇7
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實踐，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基本經濟制度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推進，社會經濟主體多元化特征日趨明顯，市場在社會資源調配中的地位也隨之日漸增強，整個社會經濟活力空前高漲，工業體系完備且創新能力十足，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對外開放格局已經形成。各界普遍認為，中國當前正處于最接近民族復興目標的重要時刻。
但中國改革開改的推進，是在借鑒與總結的基礎上所采取的漸進模式，無論是為未來中國社會經濟生態良性發展提供經驗參考，還是為總結和傳播中國經驗做有益總結，均需對中國社會經濟生態進行縱向探究，從其演進過程中尋求規律。
一、社會經濟生態概述
社會經濟生態是依照仿生學原理來發展社會經濟體系的良性運作模式，與社會經濟發育程度、自然稟賦、地理環境、對外開放程度、政府執政能力等諸多宏觀因素相關，也與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經濟運行體制、政府宏觀調控能力等微觀因素相通。
具體而言，其指的就是社會經濟系統中的諸要素在運行和互動中推動社會經濟系統形成所表現出來的整體狀態。
對我國的社會經濟生態而言，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經濟運行體制、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對外開放程度這四個因素在改革開放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顯得尤為突出，本文對中國社會經濟生態的探討也從這四個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展開。
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濟生態演化分析
（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濟生態面貌總述
一個社會經濟系統的良性循環無非在于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節相互繼啟又相互包含的連續性和包容性得以維持。
近40年來，無論是從對外開放還是對內改革的視角來看，中國社會經濟生態穩健度有了大幅提升。
從對外開放的視角來看，改革開放之初，將中國生產納入世界生產體系中來，打破了原經濟系統低水平循環的狀態，帶來了發展之初所需的資金、技術和人才，給后繼環節的高水平運轉提供了可能，也為中國經濟發展注入了原始動力---外貿驅動。
從對內改革角度來看，一切改革皆源于對現實國情的準確把握。
改革開放初，面臨的問題是生產沒動力、分配沒差距、交換沒市場、消費沒能力。通過逐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市場主體提供公平、高效的交換平臺和經濟運行機制，提高整個社會資源的流通和配置效率；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優勢，提高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適時有效調控經濟，避免市場失靈的發生，讓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連續性和包容性得以維持。
但是，2008年美國金融次貸危機以來，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世界經濟增長總體放緩，外貿對經濟增長貢獻開始下降。所以，在內外部壓力共同作用下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這是中國社會經濟生態的最新樣態。
改革論文精選篇8
《淺議毛澤東思想對近代思想改造的影響》
論文摘要： 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產物，在指導中國人民革命運動和創建繁榮的祖國的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同時也對建國之后的思想改造產生重要影響，為近代思想改造指出了“人人都是改造對象、樹立正確價值觀、掀起群眾路線”等思路。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適合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思想的理論特色是其思想改造論，然而，毛澤東的思想改造論強調通過對外在的人的靈魂教化達到內在的精神升華，進而達到主觀倫理意志的高度統一。毛澤東的思想改造論對近代思想改造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毛澤東思想影響近代思想改造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1.毛澤東思想對近代思想改造的影響
毛澤東思想作為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集體智慧的結晶，其內在的思想改造論對近代思想改造起到了很大的借鑒作用。具體表現如下。
1.1認識到人人都是思想改造的對象。
毛澤東曾經指出：“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剝削者要改造，勞動者也要改造。”值得一提的是，當時針對不同的人群毛澤東采用不同的改造方式，并沒有采取“一刀切”的方式。這充分體現了毛澤東思想的全面性和戰略性：
(1)對于剝削者的思想改造，毛澤東提出應當采取強迫性的改造。對地主階級的改造主要是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通過土地改革強迫地主參加勞動，使其在勞動中改造自身思想，成為新社會的農民；對民族資產階級則倡導“批評與自我批評”，轉變其剝削階級立場，使其參加勞動，成為工人階級一員。
(2)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毛澤東思想中最為重視的一部分。知識分子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關鍵因素，要成功構建社會主義社會必須重視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主要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式倡導知識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盡管在后期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中出現了過急、過“左”的錯誤，但是總體來說還是一種先進的想法。
(3)對領導干部的改造則主要從反腐敗展開。1951年的“三反”斗爭，1957年的“開門整風”運動，以及60年代初的“四清”運動都是圍繞反腐敗這一主題展開的，也是對領導干部思想改造的一系列實踐。后期的““””運動盡管也是一種體制外的解決干部問題的實踐，但由于“_”的利用產生了嚴重的后果，也證明了解決干部問題僅僅靠思想改造而沒有制度輔佐是難以順利實現的。
(4)對農民的思想改造。對農民的思想改造是重中之重，毛澤東一直將其放在重要位置，認為通過向農民群眾灌輸社會主義思想，批評資本主義傾向來消除農民自身落后、分散、自私自利等落后思想。
毛澤東針對不同人群的思想改造方式為近代思想改造提供了新的思路。
1.2思想改造要樹立為人民服務的世界觀、價值觀。
中國共產黨通過帶領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之后建立了新中國，然而長達幾千年的封建思想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徹底消滅的，因此，建國之初整個新中國的思想改造核心便是針對封建主義的思想殘余改造個人主義的價值觀。毛澤東在當時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并將樹立“為人民服務”的世界觀、價值觀作為思想改造的目標。個人主義的價值觀主張自私自利，強調官本位，一切都以“我”為中心，從自己出發建立私人關系網絡，官本位則是官僚主義的“老爺”作風，這些都違背了毛澤東“公平”“公正”的價值觀。
針對這些殘留問題，毛澤東提出了“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他主張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論是處于什么崗位上任何一個人都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能謀取私利。在當時也樹立了諸如張思德、白求恩、雷鋒等為人民服務、大公無私的共產主義戰士榜樣。只有具備了這種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和品質，樹立為人民服務的世界觀、價值觀才能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克服種種困難。毛澤東提出的“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觀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一直備受人們重視，在近現代思想改造過程中也一直被奉為圭臬。
1.3以群眾運動作為思想改造的推動方式。
群眾路線是毛澤東一直以來所堅持的，毛澤東認為：“什么工作都要搞群眾運動，沒有群眾運動是不行的。”群眾是所有工作的基礎，在新中國建立后的三十多年間，我國幾乎每年都有群眾運動。在思想改造中走群眾路線，一方面在廣大群眾中掀起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浪潮，解剖自己，改造自身思想，另一方面通過廣大群眾帶起的思想改造浪潮對各階層人民產生強大的壓力，迫使其轉變思想，適應新的形勢和要求。為了強化群眾運動的作用，毛澤東將大鳴、大放、大辯論和大字報融入到群眾運動之中。借助毛澤東的“四大”，群眾一方面通過批判、批斗等形式幫助改造對象完善其思想改造。而另一方面，通過對別人的揭露、批判等形式，可以起到教育自己的作用，實現自身思想的完善。
以群眾運動推動思想改造的方式在建國期初的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成功實現了沖破封建主義思想束縛、轉變人們價值觀和道德觀的目標，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群眾運動也存在一些負面效應，一些思想文化領域的問題靠群眾的批判、批斗運動往往會造成混淆政策標準、顛倒是非、傷害人心、踐踏民權的后果，這些也是以后思想改造過程中需要注意的方面。
2.高舉毛澤東思想大旗繼續完善思想改造
2.1正確認識毛澤東思想體系的科學性。
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毛澤東思想是革命前輩集體智慧的結晶，是在漫長的革命史中總結出的經驗教訓，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大旗繼續完善思想改造必須正確認識毛澤東思想體系的科學性。在漫長的革命史中新中國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成立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構建思路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產生的，整個新中國的進步和繁榮也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實現的。要深入理解和貫徹一個思想，首先要做的是認識其科學性，從靈魂深處對其認可。
2.2正確認識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重大作用。
任何事物都是有兩面性的，在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大旗的時候要堅持認識事物的兩面性原則，客觀公正地對其進行評價。江澤民同志曾經指出：“正確評價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功過，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關系到怎樣看待黨和國家過去幾十年奮斗的成就，關系到黨和國家未來的發展道路。”正確認識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一是不能以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否定其思想的重要歷史作用；二是不能以毛澤東思想中一些具體結論過時為由否定其思想的先進性。
2.3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
任何一個思想的完善都是不斷堅持和發展的過程，學習毛澤東思想要變成現實我們應當學會傳承，毛澤東思想之后的“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等理論都是對毛澤東思想的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需要我們在以后的實踐過程中不斷拓展和完善。
3.結語
毛澤東思想為近代思想改造指明了前進的方向，起到很大的借鑒作用。無論是建國之初還是現在，毛澤東思想始終作為我黨的指導思想延續并發展。要實現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我們必須在以后的思想改造過程中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大旗。
參考文獻
[1]毛澤東文集，VOL 7：87.
[2]張述元，劉斌。思想改造——毛澤東對建立社會主義思想文化的有益探索。理論前沿，2007，(10).
[3]方健，尚金州。從毛澤東思想內涵認識的嬗變過程看我黨對毛澤東思想的運用和發展。遼寧警專學報，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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