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論文中國近代史綱要論文-----------《偉人毛澤東》黑龍江中醫藥大學人文與管理學院應用心理專業2010225012徐夢茹2011.9.15美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中國近代史論文12篇,供大家參考。

中國近代史論文篇1

中國近代史綱要論文

-----------《偉人毛澤東》

黑龍江中醫藥大學 人文與管理學院 應用心理專業

2010225012 徐夢茹

2011.9.15

美國軍事作家、評論家拉瑞斯約本海默曾經這樣評價毛澤東： 是誰能把一個貧瘠的國家，在短短幾年的時間里，迅速崛起于世界強國的行列？事實上我記得美國以前有一位總統他是喬治·華盛頓。他以貧弱的美國北方軍，經過多年苦戰打敗了先進的南方殖民軍。使得美國獲得了統一與和平。但是，在東方一個大國，他就是中國。他是一位優秀的領導者：毛澤東先生。領導了他的人民，在貧困、饑餓、壓力下卻取得了遠遠超越喬治·華盛頓的偉大成就。

是什么讓他對毛澤東做出如此高的評價呢？

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誠然，于黨、于軍、于國，毛澤東都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如果我們做一個假設，當他從萬人之上的神壇走下來的時候，我們又應當怎樣評價這位偉人呢？

作為一名農家子弟，毛澤東走出了韶山，也就走進了一個無比廣闊的大世界。這個世界就像一件藝術品的原胚，雖然五色斑斕，卻瑕瑜互見，總需要一雙靈巧而有力的大手來雕琢。毛澤東也許不知道，他就是這雙大手。他在五四運動前后接觸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參與創建了中國共產黨，開始構建與兩位19世紀的偉大德國人遙遠的回應。他秉持著自由的理想，領導中國人民反擊黨國政府的圍剿，抵抗日寇的入侵，拯救中華民族于瓜分豆剖之際。理想的旗幟揮舞在他的前面，這是最博大的民族理想，革命的人生理想，并在他熱情的詩歌中贊美了為實現理想而進行的壯麗的斗爭。 《七律·長征》就是這樣一個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詩歌典范，既寫出了紅軍長征所經歷的千難萬險，又把紅軍為了實現北上抗日的革命理想而排除一切障礙、不怕犧牲的崇高精神發揮到極致，達到了內容和形式完美的統一，堪稱為藝術精品，千古絕唱。

正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正是在生命最后的十多年里，毛澤東陸續發動了“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反右傾”斗爭，農村和城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至于后來的“文化大革命”，帶來十年**，十年的傷疤，用了幾十年也沒有完全醫好。據此，有人意圖對毛澤東做全面否定。早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里，毛澤東已經得到了客觀的評價：“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于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在其名著《美國與中國》中說：“毛澤東號稱不朽，可能主要是由于他力圖粉碎自古統治階級的傳統。他對特權和城市官僚的種種弊病深懷樸素的反感。這種反感在中國人民的心中敲響了警鐘，觸動了久遠以來就有的感情；因為舊中國是世界上以上層階級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一大典型。”可以說，對理想的追求造就了毛澤東，一個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毛澤東，一個欲與天公試比高的毛澤東，一個要掃除一切危害的毛澤東。 毛澤東是一位雙重英雄。作為勝利英雄，他踏著自鴉片戰爭以來所有志士仁人、先進分子，直至一些偉大共產黨人奮斗的道路，取得光耀千秋的勝利，建國后也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而作為另一類英雄，他無畏無悔、執著探索，不怕風云變幻，一改歷史上很多中國名人和成功者的負名而怯、功成身退、明哲保身、清靜無為的處世哲學。在他一生中從來都是萬難不屈，一往無前。即到了垂暮之年仍是斗志不息，壯心不已。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的這種奮斗精神，在完全知曉創新性探索極可能失誤，因而也極可能成為國人的“怨府”，或“被打得粉碎”的情況下，仍不改其衷。中國自古以來，有幾人能如此？

作為政治家，毛澤東是詩人政治家，作為詩人，他是政治家詩人。毛澤東特殊的進取個性，斗爭意志，浪漫想象和執著情感．這些詩化的性格，為他從事的事業譜寫了一首首杰作，也鑄造了一篇篇遺憾的敗筆。這杰作與敗筆對國家民旗的影響既深且大。其反差相隔天壤卻同樣驚心動魄。

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作為飽餐中國傳統文化而達“內圣”、“外王 的毛澤東，其詩化的秉性、氣質、風格與其畢生的政治實踐融為一體。儒學士大夫其墨客騷人的秉性氣質和風格是多重的。有其氣勢磅礴、灑脫不羈、氣沖霄漢、豪邁不屈的一面，又有超凡脫俗、遠離客觀現實、文過飾非、虛幻理想的一面。很明顯，這兩個方面在毛澤東身上都是濃墨重彩。 當他天才的想象與歷史邏輯的軌跡吻合時，毛澤東創造了奇跡，這種奇跡是那些把歷史的進步看成電梯一層一層上升的政治家和軍事家無法領略和創造的。當他天才的想象和歷史邏輯的軌跡錯位時，災難性悲劇也是天崩地裂。毛澤東是大半個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設計、創造和指揮者，民主革命的成功和勝利把毛澤東推向“唯意志論”，而且是“唯己意志論”。他對自己天才的想象力從不懷疑，把“文化大革命”當作他一生兩件大事中的一件，便是最好的佐證。

毛澤東以畢生精力鉆研馬克思主義是為了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問題。毛澤東思想體現了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國革命和建設既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又有自身的特殊規律。

毛澤東思想概論，有助于我們提高馬列主義理論水平。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在中國的豐富和發展，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真學習和研究毛澤東思想，有助于我們樹立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樹立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堅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樹立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我們現在正站在21世紀的門檻上，要在這個新的世紀里，使我們國家以社會主義強國的地位屹立于國際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年輕一代成為具有高素質的人才群體，而思想理論素質是人才素質的靈魂。

因此，年輕的一代要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就必須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提高自身的思想理論素質，提高自身的思想境界。

無獨有偶，史玉柱在巨人集團倒閉后，一度閉門讀書，只讀有關毛澤東的書，他認為一事通，百事通，只學毛主席就夠了。有所得后才重新出山，且不論他的腦白金是否有效，欠下幾億債務能夠自己償還的，普天之下又有幾人？

中國共產黨和全國各族人民永遠敬仰緬懷毛澤東同志！

中國近代史論文篇2

中國近代史所聞所感

（○）百年動蕩 歷史必然

自從中國這片土地上有人類以來，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就生活在一個大“圈子”里。東部和南部是浩瀚的大海，西部和西南部有高山高原和沙漠，北方有高原。總之華夏民族從一開始就生活在這個與外界隔絕的環境中。

這個圈子里的自然條件總的來說應該不算太壞，這是這個民族興旺發達的基礎。隨著民族歷史的發展，人民的生活經驗的積累，此民族在文化和科技上逐漸地進步，曾經長時間地處于世界領先水平。與此同時，它的統治階級也在一步步的進化和發展，統治階級吸取前朝經驗，越來越會駕馭臣民，國家的統一和穩定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容易，集權制度越來越完善，作為一國元首的皇帝也越來越舒服。

時間不知不覺的溜進了十八、十九世紀。此時，外面的世界早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些主要國家已經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政治體制改革，已經有了比較進步的政治制度。近代科學正在蓬勃發展，已經取得的相當的成就，不可勝數的科學巨匠和文化名人實際上已經奠定的未來幾百年乃至更久的世界面貌和世界形勢。第一次工業革命已基本完成，一些國家的經濟已經比較發達。所有這些發生的時候，中國還停留在“天朝上國”的思維慣性中。

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科技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會克服時空的局限，從而出現跨區域的交流。而此時的中國以其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歷史，就處在這樣一個特殊的位置和時期。中國王朝落后的文明，受長久的、陳腐的和愚昧的思想影響至深的統治者和民眾，面對先進的、充滿欲望的外來者，注定要寫就一段與以往不同的歷史。

（一）鴉片戰爭短評

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對外戰爭具有特別的意義。天朝迷夢就此終結，亂世的序幕正式拉開，清王朝的腐朽無能體現得淋漓盡致，這是清王朝惡夢的開始。

戰爭帶來的是否全是壞處值得討論。當然戰爭必然死傷，這是一個不可置疑的壞處。割地割出的香港現在仍是中國乃至亞洲最發達的地區之一，若是在清政府手下，說不定仍默默無聞。此戰后小農經濟的瓦解，開始產生更先進的近代工業和手工業。此戰后，國家的有識之士開始反思國家存在的問題和弊端，中國自此才走上了痛苦而漫長的自省和自強之路。

（二）太平天國運動短評

它是民眾為主體的人民運動。雖然聲勢好大并一度如日中天，最后還是被鎮壓下去了。各種對失敗的原因的長篇大論都讓人覺得索然無味，而它宣布的一些綱領或條文挺令人回味。其中包括“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一夫一婦，女子不纏足，男子不考四書五經。如此樸素，人性的綱領反映了普通底層民眾的淳樸的愿望，天真而美好的愿望，在當時的時代這是難能可貴的。其中有的不太現實然而有的又真的實現了。

（三）義和團短評

打著“扶清滅洋”的旗號，體現了普通民眾中的忠君愛國的思想，不過也體現了普通民眾的愚昧無知。作為一個愚昧帝國的臣民，其必然也應當是愚昧的。

（四）洋務運動短評

洋務運動是以統治階級中先進官僚為主發起的一場強國運動。“求富，求強”的口號體現了他們改革自強的愿望，但從這個口號本身也體現了他們的局限性——根本性的癥結不清楚，根本性的東西不變，富強如何求得到。洋務運動的局限性是由較為復雜的原因導致的，在一定程度上，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是很難克服的。對于這樣一場運動應該給予極大地肯定。洋務運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興辦了一批近代工業，在社會建設的各個方面均有所建樹，在改變社會風氣，改善民眾觀念方面的作用更是不可低估。

（四）戊戌變法短評

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知識分子，尤其是年輕的知識分子以其較為開闊的視野和明辨的思維，往往在思想和觀念上走在時代的前列。他們對社會矛盾有較

為深刻的認識和理解，有相對更為明智的辦法。從《海國圖志》到《少年中國說》，這無不體現了先進知識分子渴望國家進步，富強的愿望。而戊戌變法就是知識分子為主發起的變法自強，救國圖存的變革運動。

（五）孫中山短評

袁世凱確實是工于心計，頗具謀略，很有手段，竊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實，當了總統，后來又復辟當了一陣子皇帝。孫中山積極改革卻經常不順利，似乎孫中山在計謀上可能確實不如袁世凱。孫中山自己也說，“維持現狀，我不如袁；開拓未來，袁不如我”。這句話說得頗有見地和自知之明。袁世凱放著好好地總統不當還想當皇帝，這至少從現在的眼光看實在是愚蠢的。在眼光和胸懷上，孫中山比袁世凱強。大丈夫“謀萬世，不謀一生”，從這來看，孫中山比袁世凱有謀略。

（六）李鴻章短評

李鴻章是一代晚清名臣，是晚清的中流砥柱。李鴻章文武全才，出將入相。對內興辦洋務，修鐵路，造輪船，開礦，辦紡織廠，發展近代郵電事業，支持戊戌變法等等。對外斡旋與列強之間，請外援，外交談判。他儼然是大清國的大管家。

作為晚清的位高權重而又忠心為國的李鴻章實在是勞苦功高，即使是討好慈禧從某種角度看也是更好的實行自己的政策，試想得罪了慈禧或得不到她的支持，如何能更安全更好地行動。也許在他看來穩定的局勢壓倒一切，仗打不起，所以能調停就調停，哪怕拉下臉來去求，哪怕暫時忍氣吞聲呢。正是因為類似的一些原因，他一度背負賣國賊的罵名。當然不能說他做的所有的事都是對的，但是總的來說他是為國著想，他是有眼光和遠見的。不過也有局限性的，那就是不改變皇帝和太后的統治地位（筆者自己這么認為）。不知他是否想過反清，有人勸過他造反，他沒有，似乎沒有記載他對清政府有任何不忠的想法和行為。這原因可能很多，可能他是受傳統忠君思想影響太深，他的人生目標就是當一個治國之能臣，可能他覺得反清太困難了，風險太大了，還可能是朝廷給了他太大的榮耀，他覺得皇恩浩蕩了，還有可能是他當時老了，沒有如此的野心了。他自稱大清國的裱糊匠，這比喻貼切而有些許悲涼。

（七）頑固派短評

凡是到變革時，受舊觀念的影響深刻的人總要反對。觀念的改變是最難的。那些頑固派也不是簡單的人物，那些大臣們也是“飽學“之士。他們如此執著的原因（個人私利除外）恐怕是統治者長期教育的結果。他們用（修改過的）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學作為選拔官吏的考試科目，讀多了肯定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他們讀了一輩子古書，而且他們祖上祖祖輩輩讀這些書，信奉這些。突然有一天有人跳出來大張旗鼓地要推翻這些，他們當然受不了。當然用現在的眼光看，他們實在是不可理喻。比如修個鐵路都要極力反對，難道他們不知道火車比馬車跑得快嗎？實際上他們是坐井觀天。那些頑固派大多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缺乏實踐。他們不需要火車，因為他們不那么著急趕路，但是他們不知道戰場前線上火車追著馬車跑那十萬火急的情形。

頑固派實際上就是一種脫離實踐或不關心實踐的一種勢力。

（八）愛國主義短評

愛國在和平年代里是不容易體現的，而在亂世則彰顯得氣勢恢宏。中國近代史的這段雜亂的歷史很好地詮釋了愛國主義。事實上，以前的的任何朝代這一點都比較模糊。而晚清，正是需要愛國的時代。我們頌揚譚嗣同，雖然他們與袁世凱慈禧這樣的老奸巨猾比起來稚嫩和天真許多，但我們都稱道他們而不稱道袁世凱和慈禧。因為他為了變法改革不怕犧牲自己最寶貴的生命。應不應當效仿暫且不提，至少這種精神令人敬佩。面對列強進犯，不論是戰是和，出發點是國家和民族，面對變法改革，不論變與不變，關心的不是個人得失而是對國家的利弊。爭論和分歧只是角度不同，出發點是相同的。而這是最重要的，因為方向對了，辦法總是有的。

不論是抗擊法國的清朝士兵，還是抗擊英國的三元里農民，他們都是受了愛國主義的感召而不顧個人安危。在國家和民族危難之際，各個階層都以不同的方式走在愛國這條道路上。

隨著新中國的建立，中國近代史畫上了句號。毛澤東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題詞也象征地給近代史做了個總結：自一千八百四十年以來，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

垂不朽！

參考文獻

（1） 李侃等。《中國近代史》（第四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2004.1.

（2） 蘇同炳。《清代史事與人物》。北京。紫金城出版社。 2010.4

中國近代史論文篇3

《論“五四”精神及其現實意義》

摘 要：五四運動所凝煉出的“五四”精神包括“愛國、科學、民主、進步”。“五四”精神在當今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五四”精神；愛國主義精神；科學民主精神；進步創新精神

1919年，中國歷史上爆發了劃時代的五四愛國運動。這場運動的領導者是當時的青年知識分子，但是運動的主體卻是廣大的無產階級人民群眾。這場運動的性質是徹底的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主義，它也被看成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開端。同時在理論層次上，作為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它也為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黨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這場偉大的愛國主義運動高揚了中華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引領著中國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為著中華民族的獨立自強和偉大復興不斷地奮斗。時至今日，五四精神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仍具有著深刻的現實意義。

一、五四運動的精神內涵

五四運動的內在精神蘊含著愛國主義精神、科學民主精神和進步創新精神。這種精神特質對于中國思想和中國文化的轉變和發展意義重大，而對于中國在歷史發展的現代化進程中也影響深遠。因此，我們要深刻理解五四運動的精神實質，深入挖掘五四運動的價值。

第一，中華民族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凸顯了五四運動的愛國主義精神。它是五四運動中最核心的精神，也是中華民族的靈魂和主旋律。從中國歷史的縱向發展歷程來看，中華人民從來都是在抵抗外辱的過程中，用自身的愛國壯舉來抒寫著一幕幕愛國主義行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巴黎和會上，由于當時執政的北洋政府軟弱無能，致使國家利益受損；但是，中國廣大社會民眾是不會對自己的核心利益置之不顧的，他們在大學生的引領下進行了持久的愛國游行示威活動，并提出了“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拒絕在合約上簽字”等一系列維護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的口號，并在這場運動中燒毀了喪權辱國者曹汝霖的官邸。大學生的愛國運動行為遭到了反動政府的鎮壓并逮捕了一部分參與運動的大學生，而這也成為了五四運動不斷擴大的導火索，全國各地都積極以罷工、罷課、罷市和示威游行的方式來聲援五四運動。這樣，五四運動就由單純的學生愛國運動轉變為以無產階級工人為主導，包括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全國性的愛國主義運動。由此可以看出，五四運動體現出了中華人民群眾對于帝國主義侵略的痛恨和對政府軟弱無能的氣憤。而這種思想轉化為行動后就充分地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精神。

第二，中華兒女追求自由的愿望體現了科學民主精神。在《青年》創刊之時，創刊人陳獨秀針對封建專制的種種腐朽向當時的青年人提出了鮮明的期望：“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1]而他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中還講到：“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潔、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2]與此同時，中國的文學家魯迅先生在他的《隨感錄》當中也指出：“現在有一班好講鬼話的人，最恨科學。因為科學能教道理明白，能教育人思路清楚，不許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講鬼話人的對立。”[3]這樣，對于封建專制的反對和對民主科學的弘揚之間的比較帶來了表達方式上的變革。對此，李大釗針對時代發展方向時說：“蓋民與君不兩立，自由與專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則國民死，專制活則自由亡。”[4]所以文言文的統治地位被新興的白話文所推翻，而白話文所代表的大眾文學開始登堂入室。這樣帶來的結果就是儒家學說受到了空前的批評，當時最流行的口號正是打倒“孔家店”。由此可見，五四運動思想基礎是西方民主思想，它依靠著西化觀念對封建思想進行了徹頭徹尾地批判，從而為中國社會及其思想文化觀念的轉型開啟了歷史性的變革。

第三，青年學者解放思想推動了進步創新的精神。作為一次打破封建思想和尋求救亡圖存的思想解放，它在客觀上也推動了思想上的創新。人們從以往遵從舊有的宗教禮法到現今崇尚新興道德觀念，從對君子專制的根深蒂固到如今弘揚自由化的民主，從借鑒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到推崇蘇俄的發展模式，這些都彰顯了創新精神的內在本質，也正是這種大力的解放思想和開拓進取的創新精神使得五四運動取得了劃時代的影響。在五四運動的過程中，青年的知識分子首次看到了工人階級的強大力量，也看到了馬克思主義內在具有的科學性和強大生命力。這就促使他們積極轉變自我發展觀念，從而走出了一條工農結合的中國式革命發展道路。

二、新時代背景下“五四”精神的現實意義

(一)有利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相結合，踐行科學發展觀

從歷史上來看，中國社會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正確指引下，經過了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最終取得了偉大勝利。它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國情的有機結合，也是推動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動力。在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結合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理論成果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下的最新成果，它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并指導了科學發展觀的正確實踐。今天，中國社會再次弘揚五四運動精神就是要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國情有機統一，這對于深入學習科學發展觀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二)加強愛國主義精神的宣揚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愛國主義對于國家形成凝聚力有著重要的作用，它是推動民族不斷發展的強大精神動力。從鴉片戰爭至今的百年近代史可以看出，愛國主義始終都同中國命運緊密聯系，而這百年近代史的分界點就是五四運動。黨的90多年的發展史也表明了，一個國家如果不完整、獨立和強大，那么這個國家就沒有尊嚴和發展希望。改革開放的30年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鐵的規律。如今之所以還要提倡五四精神，其目的就是要高揚愛國主義精神，集中一切力量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節奏以便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三)發揚科學精神，落實科教興國戰略

對于科學的理解不能僅限制在科學知識和科學方法之上，而且還要將其看成是一種價值追求和文化精神。陳獨秀是這樣認識的，“近代歐洲之所以優越他族者，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之下，若舟車之有兩輪焉”[5]，“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6]。由此可以看出，民族精神同科學精神是一體的。五四時期的中國始終是在提倡以科學的方式來救國家于水火。而要發揚科學之精神就要重視科學之技術所產生的作用，發揮科學技術所形成的絕大效率。在現階段下，經濟全球化的不斷融合和新科技革命的高速發展促使社會的生產和人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科技的實力已經成為國家整體綜合實力的顯著標志。鄧小平指出：“實現人類的希望離不開科學，第三世界擺脫貧困離不開科學，維護世界和平也離不開科學。”[7]

(四)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五四運動的反帝反封建目的客觀上成為了人民民主的典型。它在辛亥革命的基礎上開啟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新篇章。它在本質上提倡民主，這種民主不同于舊民主主義革命所倡導的少數人民主，它就其本質來講是實現大多數人的民主。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中，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的實際權利也得到了切實保障；但是，政治體制在不斷完善過程中客觀上也存在著許多不完善的地方：政治體制中的集權化致使一些官員依然保有封建化殘余思想，這阻礙著黨的民主發展和人民民主的發展。所以，應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以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擴大民主參與和民主決策，尊重和保障人權，使人民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

(五)樹立創新進步理念，推動時代發展

一個國家和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落后是最為根本的落后。因此要改變一個國家落后的狀態，推動社會發展，必須就要以改變舊的思想文化作為前提和基礎，而要改變思想文化上的落后，就要不斷探索、勇于創新，不斷尋找新的正確的思想文化。今天，我國正處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關鍵時期，我們要具有創新的意識，只有這樣，才能不會墨守陳規，接受改革。也只有具有創新意識，才會關注國家的命運和經濟建設，才會關注社會的每一次的發展和進步。我們既然要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那么就要破舊立新、推陳出新，這就更不能離開創新意識。

在時代的發展中，五四運動雖然已經離我們遠去，但是其影響深遠。現時代，我們要進一步加大科教興國戰略，在以教育為本的基礎上將科技和教育擺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首要地位，以增強國家科技實力和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質，把經濟建設轉移到依靠科學技術進步上來，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

參考文獻：

〔1〕陳獨秀。敬告青年[C].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

〔2〕陳獨秀。再論孔教問題[M].丁守和。中國近代啟蒙思潮(中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3〕魯迅。熱風?隨感錄三十三[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

〔4〕李大釗。李大釗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6〕陳獨秀。敬告青年[C].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192.

〔7〕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83.

中國近代史論文篇4

摘 要: 理論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則和形式，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大學生思想政治狀況要求加強對大學生進行社會主義理論灌輸。《近代史綱要》理論灌輸教學必須發揮學生主體作用，加強學生自我理論灌輸，改革理論教育工具和方式，理論聯系實際，增強理論教育效果。

關鍵詞: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 理論教育法 《近代史綱要》

重視理論教育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理論教育是用科學的理論武裝人們的思想的重要途徑，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理論教育往往采取填鴨式、命令式、教條式和硬性灌輸的方法，缺乏以學生為本的教育理念，忽視了學生的主體作用，課堂教學缺乏師生間的交流和互動，學生成為教師單向灌輸的工具。在深化教育改革的今天，這種簡單落后的灌輸教育模式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大力抨擊。

一、當今對大學生進行社會主義基本理論灌輸的必要性

理論教育通常也叫理論灌輸，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則和基本形式，是由教育者有目的、有計劃地向受教育者傳授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幫助受教育者逐步樹立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提高其思想覺悟和政治素質的一種教育方法。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指出:“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閃電一旦徹底擊中這塊樸素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成為人。”[1]這里的“徹底擊中”就是指把科學共產主義思想的閃電“灌輸”給無產階級和“人民園地”。列寧曾經指出:“工人本來也不可能有社會主義民主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他認為，科學的、系統的社會主義思想不可能通過自發的方式產生，而只能通過各種形式的自覺地教育，才能被人民群眾所接受和掌握。只有進行理論教育，才能引導人們超越個人、家庭為單位的局部范圍，用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武裝自己，認識社會和階級的整體利益，認清自己的歷史地位和社會責任。“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但是，“我們的理論始終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背得爛熟并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越少從外面把這種理論硬灌輸給美國人，而越多由他們通過自己親身的經驗（在德國人的幫助下）去檢驗它，它就越會深入他們的心坎”。因此我們講的“灌輸”并不是強制性“填鴨式”的灌輸，而是去引導、啟發人們通過自身體驗及不斷學習，提高思想政治覺悟，心悅誠服地接受科學理論。在今天，雖然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但社會主義思想必須灌輸的理論、原則并沒過時，反而對灌輸的要求更高了。

社會主義思想意識形態教育是我們當前面臨的重要任務。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在曲折中發展，科技革命日新月異，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西方敵對勢力加緊對我實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圖謀。國際敵對勢力與我爭奪接班人的斗爭也日趨尖銳和復雜，他們加強了對我國的社會主義進行和平演變，利用各種途徑加緊對當代青年學生進行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價值觀念、文化滲透，企圖用潛移默化的方式使年輕一代全盤接受西方的價值觀和政治制度，最終達到他們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目的。我們必須加強對當代大學生進行社會主義基本理論灌輸，引導大學生正確認識當今世界錯綜復雜的形勢，把握國際局勢的發展變化和人類社會的發展趨勢；引導大學生正確認識國情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增強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自覺性和堅定性；引導大學生正確認識肩負的歷史使命，努力成為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

我國改革開放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入發展，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樣化，大學生的價值觀念也日益多元化。當前一些大學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價值取向扭曲、誠信意識淡薄、社會責任感缺乏、艱苦奮斗精神淡化、團結協作觀念較差、心理素質欠佳等問題，出現這些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知識的缺乏。例如當代大學生贊成和擁護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但對我國現在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必然性、長期性、主要矛盾的復雜性認識不夠；堅持和擁護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但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漸進性和長期性認識不夠；堅持擁護改革，但對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缺乏理解和寬容。因此只有加強對當代大學生進行科學社會主義基本理論灌輸，才能幫助青年學生堅定正確的政治立場和政治方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二、理論教學法在《近代史綱要》教學中的運用

《近代史綱要》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新課程方案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從歷史教育的角度承擔著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功能。在中國近現代史教育的教學中，我們必須加強對大學生進行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灌輸。大學階段是大學生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形成的關鍵階段，《近代史綱要》課程的開設，不僅僅是對大學生進行歷史知識的教育，而是幫助他們從歷史知識的認識上升到思想上的科學的認識，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我們應通過國史、國情的內容教學，加強對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使學生深刻領會歷史和人民是怎樣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使學生更加堅信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弘揚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開放為核心的時代精神，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

（一）理論教育法必須充分發揮學生學習的主體作用，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讓學生切實參與到教學活動中來，是保障教學效果的根本途徑。因此，我們在教學過程中應盡可能采用多種教學方法，而選擇教學方式和方法時要力求貼近學生實際，符合教育教學規律和學生學習特點，提倡互動式、啟發式、參與式、研究式教學。例如在講述中國古代燦爛的文明時采用啟發式教學，通過問答來增強學生的愛國熱情；講述反對外國侵略的斗爭時采用參與式教學，使學生懂得中國近代史既是一部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史，又是一部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的抗爭史；在講述國民黨與抗日的正面戰場時采用研究式教學，把國民黨與抗日的正面戰場作用放在整個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的大背景下，通過對國共兩黨在抗戰中的策略方針、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在抗戰前期和后期的作用與戰果等問題的比較，用歷史事實說明兩黨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引導學生正確認識和評價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發揮的積極作用，深刻理解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此外，我們應認真組織好課堂討論和辯論。針對一些比較重要、學生比較關心的問題組織討論，由于這些問題與現實聯系緊密，能夠激發同學們的討論熱情，也會有不同意見的爭論。例如講授怎樣認識和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如何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性質、堅強黨的建設必須堅定不移地開展反腐敗斗爭等問題時開展課堂討論。在討論中，我們應盡可能鼓勵學生主動起來發言，并提倡學生不同觀點的爭論。由于學生都會有一定準備，因此發言時會比較積極主動，課堂氣氛比較活躍。在討論中，教師要給予適度的點評和引導，對于不正確的觀點要明確地進行糾正和說明。只有準備充分，發言熱烈，討論課的效果比較好，才會給學生留下深刻印象，才能起到理論教育的良好效果。

（二）采用理論教育法時在課堂教學過程中應有組織、有計劃地組織學生自覺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加強自我理論灌輸。

《近代史綱要》在每個章節最后都給學生列出相關閱讀文獻，要認真指導學生自覺課下閱讀這些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領會黨的文件精神，寫出讀書心得體會，作為學生平時的考核成績記入學生的學業考核總成績，這有助于幫助學生理解章節內容，弄懂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提高思想認識，使學生深刻領會歷史和人民是怎樣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從而更加堅信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更加認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指導學生閱讀毛澤東《紀念孫中山先生》、胡錦濤《在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四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等，有助于學生深刻理解資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失敗的根本原因――資本主義救國方案在中國行不通，深刻理解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通過閱讀毛澤東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義論》《唯心主義歷史觀的破產》等，學生能深刻理解近代中國的三種建國方案，以及兩種命運的選擇。

（三）應用理論教育法必須改革理論教育的工具，充分利用多媒體教學，實現教學手段現代化。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學生可以通過媒體、網絡及小說和影視作品等多種渠道獲得近代史方面的知識，因此學生對教師上課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教師要精心做好多媒體課件，精心選擇影視作品輔助教學。學生已經不滿足于教師課件僅僅是文字和圖片，還希望有圖表，并且穿插一些視頻，必須體現教師自己的特色。因此，教師在課前必須做好充分準備，在把握教學內容的基礎上，盡可能把課件做得精美些。當然，課件的設計也要恰當，不能文字太多，也不能太花哨。如果課件過于追求形式和色彩，就可能喧賓奪主，使學生忙于記筆記或過于關注課件圖片而沒有聽清楚教師講課內容，從而削弱教師的主導作用，影響教學效果。《近代史綱要》無論是歷史題材還是政論題材的影視作品和專題片都非常多，講授這門課程時要充分利用相關的豐富的影視教育資源，教學過程中適當穿插一些影視作品，可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增強課堂的生動性，提高理論灌輸的直觀效果。

（四）應用理論教育法必須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緊密結合中國近代史的歷史實際。

我們應通過對有關歷史進程、事件和任務的分析，提高學生運用科學的歷史觀和方法論分析和評價歷史問題、辨別是非和社會發展方向的能力。在講授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時，必須聯系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國際國內環境；講授中國選擇社會主義的正確性時，必須聯系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巨大成就。理論教育法要有針對性地解決學生的思想實際問題，把握學生的思想脈搏，解決學生關注的社會熱點和感到困惑的問題，提高學生的思想理論水平。

《近代史綱要》教學還要加強社會實踐環節，建立和完善實踐教學保障機制，探索實踐育人的長效機制；圍繞教學目標，制定大綱，規定學時，提供必要經費；加強組織和管理，把實踐教學與社會調查、志愿服務、公益活動、專業課實習等結合起來，引導大學生走出校門，到基層去，到工農群眾中去。我們要通過形式多樣的實踐教學活動，提高學生思想政治素質和觀察分析社會現象的能力，深化教育教學的效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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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17.

[3]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17.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681.

中國近代史論文篇5

[摘 要]近代中國憲政之路異常曲折。在追求憲政的路上，有林則徐、魏源、袁世凱、段祺瑞、孫中山等人為追求憲政的一次次努力。近代中國的憲政史可以說是一部為強國理想奮斗的歷史，一部夾雜著屈辱與不懈奮斗的悲壯史。

[關鍵詞]近代中國；憲政；民主；獨立

一、中國社會憲政化的源泉：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昭示的不僅是典型的現代與傳統兩種社會體系的沖突，而且揭開了西方與東方兩大文明體系在中國沖突的序幕。正是在兩大文明的撞擊中，中國艱難地開始了憲政化的歷程。

林則徐是中國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四洲志》中輯錄了一些關于美國政治制度的資料：“君國大事，關系外邦和戰者，均由議會定之，設所見不同，則三占從二。升調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詢謀和同。”這些介紹雖然過于簡單，但已接觸到了西方近代憲政制度的最核心的一些東西：實行議會制，少數服從多數，元首任期制。魏源的《海國圖志》在林則徐的《四洲志》的基礎上編寫而成，對西方民主、憲政制度的記載比《四洲志》更詳盡。該書已經涉及到了議會的地位，議會與國王的關系，議會、國王與各級官員之間的關系，議會與國王的權利界限等制度。關于美國，作者表達了對美國憲政制度的向往。

鴉片戰爭使得一部分如林則徐魏源先進的中國人開始拋卻“天朝上國”的幻想，開始睜眼看世界，在與西方人的交流中接觸到了西方先進的憲政制度并且著書立說介紹引進，為后來對西方憲政制度的進一步理解打下了基礎。

二、中國立憲的初次嘗試：甲午戰爭與百日維新

在近代國際環境中，對中國憲政化歷程起決定性作用的是1895年的甲午戰爭。甲午戰爭及1895年的《馬關條約》是近代中國憲政化進程的轉折點。甲午戰爭最終使中國社會進入憲政化階段。甲午戰爭對中國體制內外刺激之大，遠遠超過鴉片戰爭。這場戰爭中國被一個過去視為屬國的小邦所擊敗，而這個小邦從事現代化改革甚至比中國還晚約20年。而且，這場戰爭中國人是被西方人之外的黃種人擊敗的。

1898年6月11日，在遭受了甲午戰爭慘敗的打擊之后，在維新派的極力勸說之下，在經過長時間的思想和人事準備之后，清光緒帝毅然下詔“明定是國”實行變法。可以說，甲午中日戰爭對中國的憲政化歷程起了決定性作用，而百日維新則是中國立憲的初次嘗試。

戊戌變法的中心內容之一是體制內的開明派與維新派精英集團合力進行的推動憲政化的運動。在這場運動中資產階級改良派向清政府提出了“立憲法，開國會”的要求，第一次把資產階級改良的政治理論運用到政治實踐。隨之在一系列的內憂外患的壓力之下，鎮壓維新運動的當權者被迫開始了全方位開放，君主立憲作為一種政治和變革思潮在中國開始興起。“變法”、“新政”和德日憲法模式的抉擇。立憲、官制改革、責任內閣制、中央及地方準議會的建立及試驗這一系列新觀念和新事物在眼花繚亂之中紛紛在中國社會登場。

由于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的阻撓和光緒皇帝和康有為自身的局限性，維新運動曇花一現，“立憲法，開國會”也只停留在口號上，沒有真正實施。但是“百日維新”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光緒皇帝規定的“許官民上書言事”是“百日維新”在憲政建設上所取得的最大成就。“百日維新”是中國以日本為參考下的立憲的初次嘗試，但在頑固派的阻擾下，中國失去了實現憲政的絕好機會。

三、抵制革命的幌子：清末預備立憲

“百日維新”失敗以后，中國的憲政歷程并未終止。逃亡海外的康有為、梁啟超繼續鼓吹君主立憲制，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堅定的走從暴力推翻滿清建立民主共和國。

清政府在內外交困的形勢下，拋出“預備立憲”的丑劇，派出五大臣出國考察，不久頒布《欽定憲法大綱》。雖然清政府只是把它作為抵制革命維護自身統治的幌子，“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漸輕，三曰內亂可弭”、“使我滿洲朝基礎永久確固，而在外革命黨亦可因此消滅。”但是《欽定憲法大綱》第一次將憲法作為政治統治的合法性來源，使得中國在通往憲政的道路上又前進了一大步。可是這種純粹的“皇族特權”當然不會被人民接納，也無法挽救窮途末路的腐朽清王朝，辛亥革命爆發后，四面楚歌、風雨飄搖中的清政府發布了近代中國的第一部成文憲法――《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該“信條”同樣聲明“大清帝國皇統萬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但是與《欽定憲法大綱》相比，皇權得到一定削弱，國會權威有較大提高， “皇帝之權，以憲法規定者為限”；“皇帝繼承順序，于憲法規定之”；“憲法由資政院起草議決，由皇帝頒布之”；“憲法改正提案權屬于國會”；“內閣總理大臣由國會公舉，皇帝任命”；“皇族不得為總理大臣及其他國務大臣，并各省行政長官”；“皇帝直接統帥海陸軍，但對內使用時，應依國會議決之特別條件，此外不得調遣”；“年度預算，須經國會議決”；“國務裁判機關由兩院組織之”。以歷史的眼光看，《憲法重大十九信條》是一部比較中立、平衡的憲法，含有“虛君共和”的因素，憲法文本規定的國會之地位，足以與皇權分庭抗禮。

四、中國憲政路上的短暫春天：辛亥革命的成功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頒布

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使得“天賦人權、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的觀念深入人心，古老的中華民族站在了新的歷史階段，開始新的征程。

南京臨時政府頒布實施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是眾多憲法中最具民主性的憲法之一，它的制度模式仿效美國模式， 其民主性體現在“主權在民”的憲政原則和程序性規范兩個方面。《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這種“主權在民”的宣示，從根本上否定了“主權在君”、“主權在國”等反民主的政治原則以及世襲君主制的合法性。其次，從內容上看，該法的主要部分是涉及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副總統、國務員、法院組成及選舉的程序性規范。雖然迫于當時的情勢，有“因人設法”遷就個人的跡象，但是總體上并未規定任何個人和團體的“先定”統治地位。《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使命止于中華民國政府正式成立之時，1913年國會成立，正式的制憲才被提上議事日程，此時袁世凱早已就任正式大總統。先選總統并成立政府，后制訂憲法，這決不是一個簡單的順序問題。早在美國革命時期，潘恩就指出憲法必須先于政府由人民制訂，否則先成立的政府必定干預制憲，謀取“私利”。潘恩的話不幸在中國得到驗證，事實上袁世凱不僅篡改憲法，而且最后完全拋棄憲法復辟帝制。袁世凱當政期間，產生過《天壇憲草》和《中華民國約法》，前者因無法滿足他的權力欲望而被其廢棄，后者是在袁世凱直接干預和授意之下制訂的，史稱“袁記約法”，它的真正宗旨就在于增加總統權力，削弱議會對總統的牽制，完全是滿足其私欲的“作弊”之作。袁世凱的稱帝以及后來的軍閥混戰是中國的憲政之路戛然而止，中國再次與機遇失之交臂。

五、結語

近代中國的發展處處是血與淚，悲傷與苦難伴隨著古老的中華民族。中國人一次次的在最關鍵的時候錯過了發展的機會。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出現過兩次難得的機遇，曾經“閃現”出培育“健康”憲政的契機：一次是辛亥革命之后，另一次是抗日戰爭勝利之后。這兩次機遇性的時刻，有許多共同或相似的歷史跡象，對憲政的“生長”是適合的，例如，都存在幾種勢均力敵的政治勢力，政治上呈現出一定的均勢狀態；都出現了掌控著較強政治權力，也享有較高政治權威的“強權人物”。如果這些強權人物能夠將其勢力真正地用于推動中國憲政的發展，那么他們一定會名垂青史（而不是貽害于歷史）。可惜的是，他們都逆歷史潮流而動，將其有限的政治權威和合法性用于追求反民主的專制獨裁政體，從而耗盡自己的政治資源，最后都落得身敗名裂、遺恨萬年的可悲下場。他們的失敗，并不能完全歸咎于客觀的歷史文化背景，有意圖地追求“極端”的個人、集團和階級的政治權勢，是使得他們“權欲熏心”，無法把握歷史機遇的主觀原因。

百年中國憲政史昭示人們，容忍不同的價值取向，分享共同的政治利益，協商解決政治沖突，是憲政制度走向健康成熟的最終途徑，而極端的黨派利益和意識形態，則是憲政發展之大礙。

憲政在中國的發展歷程表明，憲政所面臨的關鍵問題在于它如何才能與社會、與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如何才能引起民眾真正關注，如何成為權力的制約而不是工具并值得人們奮不顧身的捍衛與服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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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祥民。中國憲政史[M]。青島海洋大學出版社。2002.

[3]王文博。憲政文化與近代中國[M]。法律出版社。1997.

中國近代史論文篇6

《辛亥革命對中國近代經濟的影響》

摘 要：辛亥革命的爆發對中國社會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對近代中國經濟而言，辛亥革命進一步加強和深化了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思想，為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創造了社會條件，但沒有能帶領中國經濟真正走上資本主義道路。

關鍵詞：辛亥革命；中國資本主義經濟；自由經濟思想；社會基礎

時光流轉，一個世紀以前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風雨飄搖中的清政府，也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動了中國歷史的進程，無疑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各個方面都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那么，就近代中國經濟來說，辛亥革命究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呢？

一、辛亥革命進一步深化了中國晚清以來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思想

中國自進入封建專制社會以后，重農抑商和政府主導就成為封建時代經濟思想的主要特征。重農抑商是農業社會在經濟思想上的突出體現，政府主導則是專制體制的題中之義。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以后，外國侵略者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內憂外患，清政府的統治危機重重。從1840年到1911年，即我們常說的晚清時期，清政府為挽救統治危機開展了一系列的經濟改革，例如：洋務運動、甲午戰爭后允許私人設廠、八國聯軍侵略中國以后實行的一系列新政。特別是晚清時期的新政，其主要內容有：倡導振興工商業，在一定程度上允許民間自主地發展資本主義；制定并頒布了《商人通例》、《公司律》、《試辦銀行章程》、《籌辦礦物章程》、《鐵路總表》、《獎勵公司章程》等諸多促進工商業發展的經濟法規；對私人業主按照投資額度給予獎勵等，這些措施的實施，使中國封建社會長期重農抑商與政府主導的經濟傳統在政策層面逐漸地為振興工商、允許并鼓勵私人自由發展實業的思想所代替，資本主義自由經濟思想開始在中國社會中產生并逐漸發展。不過，專制政權的改革始終甩不掉濃厚的政府干預的色彩。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隨后成立了真正資產階級的政府――南京臨時政府，中國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接下來迅速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在社會中就匯聚成一股強大的進步思潮。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無論從國際還是國內來看，只有大力發展資本主義才能實現中國的獨立自強，而發展資本主義最好的方式便是任民間自營，走自由資本主義道路。為此，南京臨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政策法令，比如《臨時約法》中就規定了“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人民自由保有財產”、“人民營業自由”等等，從法律和政策層面進一步加強和深化了傳統經濟思想的轉變，資本主義自由經濟思想在中國社會日益成為主流。借鑒當時西方發展資本主義的經驗，倡導自由資本主義之路，南京臨時政府亦明確表示政府不直接出面辦實業。資產階級政權的非專制性導致對政府干預傾向的比較徹底的放棄，進而使得資本主義自由經濟思想在中國快速發展。這樣，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市場經濟的內在環境，在中國封建的自給自足經濟的軌道之外，又并行了一條自由資本主義經濟的軌道。“民族資本主義的春天”就是當時自由經濟思想在社會中的反映。

二、辛亥革命為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創造了社會條件和基礎

辛亥革命勝利以后，中國的資產階級們普遍認為三民主義中的民族與民權主義已經實現，之后要謀求的便是實現民生主義。于是，當時全國上下在“振興實業”上一度形成了較高水平的思想認同和比較一致的行為取向，這就為推動中國近代經濟的發展奠定了一個較為穩固的社會基礎。辛亥革命的政治影響轉化為經濟發展實際成果的重要途徑之一就在于它為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創造了一個比較積極的社會環境。孫中山在民國創建伊始就主持制訂了一系列獎促工商的法規法令，為發展工商業營造了良好的社會氛圍。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更是出臺了一系列鼓勵民族經濟發展的政策，如，對私人財產嚴加保護；在中央成立實業部，地方成立實業司，專門負責管理和振興實業；制定銀行條例，鼓勵民間新式金融業的發展；制定并頒布《商業注冊章程》，允許私人自由申報設廠；之后又陸續頒布了《暫行工藝品獎勵章程》、《工商保息法》、《礦業條例》、《審查礦商資格細則》、《公司條例施行細則》、《商人通例施行細則》、《農商部獎章規則》等一系列法令：實施帶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色彩的學校教育，推動新思想的傳播，激發人們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意識，這些思想都是包含了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主流思想，即有了自由、平等才會有持久的交換，有了持久的交換才會有經濟的繁榮興旺，以上這些對當時民國經濟的發展都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促進效應。毋庸置疑，南京臨時政府發展資本主義的愿望是積極的、迫切的，傳統的抑商政策此時在政策層面已經煙消云散了。

從經濟上看，辛亥革命為20世紀初期的中國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社會生產提供了前提和條件，把貧窮落后的中國引向近代工業化的道路。1912年，孫中山在《中國革命的社會意義》一文中就寫到：“中國處在大規模的工業發展的前夜，商業也將大規模地發展起來，再過五十年我們將有許多上海。”民國建立以后，國內實業團體紛紛成立，開工廠、設銀行成為風氣。1912年，孫中山親自發起籌備中華實業銀行，并自任名譽董事長。黃興、宋教仁等在湖南倡辦中華汽船公司和湖南五金礦業股份公司，此外還在全國范圍內發起建設墾植協會和國民銀行。于右任、陳英士等發起建設蒙藏交通公司。各省的中下層革命黨人也多從事實業活動。

辛亥革命后，學校數目和在校學生數量都逐年增長。1912年，學校數量達到87272所，比1910年增加了44576所；學生人數達到290多萬人，比1910年增加了165萬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達到13478人，是1909年人數的三倍，文化教育事業的興盛為中國工商業的發展和實業經濟的進步培養了各類人才，同時也帶動了出版印刷工業的興旺。這樣，在當時社會上就形成了一股象征時代進步的發展實業的熱潮，或多或少地優化了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環境。反過來，這股熱潮滲透于人們的思想意識之中，又進一步深化了當時中國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思想。辛亥革命后，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出現了一個“黃金時期”，這集中體現在民國初十年的發展上。1911―1915年，全國各地成立的經濟團體達到107個；清末十余年所建銀行總共不過17家，而僅1912年一年新建銀行即達14家，此后更是新增不絕；自1914年起中國經濟的各項統計指標均呈現較大幅度的提升。辛亥革命的成果之一就是為中國民族經濟邁出了走向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第一步。

三、辛亥革命對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推動作用帶有很大的局限性，沒有能帶領中國經濟真正走上資本主義道路

誠然，辛亥革命為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創造了一個積極的環境，使得近代中國經濟獲得了一定發展。可是我們必須看到，這種局面是相對的，階級局限性和革命的不徹底性終究致使辛亥革命對于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推動作用是有很大限制的，中國經濟沒有能在辛亥革命之后真正走上資本主義發展之路。

中國封建社會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形態已經存在了兩千多年，根深蒂固，到1840年以后，帝國主義加強了對中國市場的掠奪和投資侵略，其在工礦企業的投資遠遠大于中國民族工業的力量。中國封建政權則在客觀形勢的迫使下逐漸放松了對民族企業的束縛，然而一旦有利可圖，他們便會對商辦企業進行種種形式的勒索。回望民族工業自身，大多處于設廠的起步階段，存在著資金、技術、營銷、經驗等多方面的困難，尤其是在購買外國機器設備的時候經常受到外國商人的敲詐。同時，民族工業的資本家為了減少封建官僚的各種勒索，凡是與清政府及其官員打交道，都不得不借助于紳商的力量，因而他們也就不可避免地與封建勢力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中國在內受封建主義的剝削和壓迫，外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掠奪的形勢下，民族資本力量微弱，可以說是在夾縫中生存與成長，機器工業和手工工場業的發展長期處在低水平的狀態。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封建政權，但它沒有在中國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就是到20世紀初期，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水平總體上也還是很低的，資本主義沒有能夠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相當軟弱。

直到抗日戰爭前為止，整個資本主義近代工業在中國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也只有10%左右。并且這一時期民族經濟的發展更多地是依靠規模不大的中小企業。由于資本主義工業發展水平低，因此不能很好地破除自然經濟的局限，形成廣大的國內市場，封建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在中國依然占據主導地位。此外，辛亥革命是很不徹底的，這個“命”是在不觸動封建主義利益的基礎上“革”的，因此，封建專制主義被運用于經濟領域就導致了官僚資本的迅速膨脹。

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并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完成，其實質不過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專政，它絲毫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從此，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在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壓迫的同時還受到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1922年以后，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逐漸由自由資本主義軌道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軌道過渡。尤其是經過1929―1930年的幾次新軍閥混戰，蔣介石政權得到鞏固，建立了相對穩定的全國性政權，這樣，辛亥革命以后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軌道就被迅速改變了。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控制下，民族資本只有或被兼并或相附合，自由資本主義的道路成為崎嶇的小路。有資料顯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1922年后表現得跌宕不定，到1931年時徹底陷入了窘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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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佳堅。淺議辛亥革命對中國經濟思想的影響[J]。金融經濟，2011，(10)。

中國近代史論文篇7

[內容提要]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和冷戰國際史上的重大事件，長期以來為國際學界所關注。根據新近解密的中俄外交檔案及相關論著來看，赫魯曉夫同中國駐蘇大使劉曉談話的意圖旨在改善中蘇兩國的關系，但是中蘇同盟經過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和古巴導彈危機，已無可挽回地走向最后的破裂。同時，中印邊界沖突還使中共中央對印度不結盟政策的實質以及印度共產黨的地位和作用有了重新認識。

[關鍵詞]中印邊界沖突；中蘇分裂；古巴導彈危機

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和冷戰國際史上的重大事件，長期以來為國際學界所關注。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利用相關檔案文獻，從更為廣闊的國際史的角度研究中印邊界沖突在中蘇分裂進程中的地位和影響。對于中印邊界沖突與幾乎同時發生的古巴導彈危機之間的關系，對蘇聯在中印邊界沖突爆發之前和沖突第一階段的態度和政策，已有的研究大多引用時任中國駐蘇大使劉曉的回憶錄以及中，方的相關論著。由于劉曉回憶錄和中方有關論著對赫魯曉夫談話以及講話的記載和論述，對認識和判斷這一時期赫魯曉夫的對華政策以及中印邊界沖突對中蘇分裂進程的影響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有必要在依據國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利用新近解密的外交檔案和其他可資利用的文獻資料，對上述有關問題進行重新探討。

一、赫魯曉夫同劉曉的談話和蘇聯對中印邊界沖突的政策

赫魯曉夫在1962年10月13日同中國駐蘇大使劉曉的會談及赫魯曉夫在10月14日歡送劉曉離任的酒會上的講話，長期以來被研究者們視為蘇聯為了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獲得中國的支持而作出的重要姿態。對赫魯曉夫兩次談話的內容，在可資利用的檔案文獻完全解密之前，研究者們基本上利用的是劉曉的回憶錄、中國官方編撰的有關外交史和中印邊界作戰史等著作中的記載。劉曉回憶錄除記述赫魯曉夫兩次談話的基本內容外，還強凋了一個重要的觀點，那就是蘇共中央10月14日為劉曉舉行高規格的送別宴會的因素是“一九六二年十月爆發了一場加勒比海危機”。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的記載，赫魯曉夫當時說：蘇聯應古巴的要求，在古巴設置了中程導彈，以保衛古巴的安全。他希望中國在維護古巴安全方面也采取措施。該書還記述了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米高揚在10月15日也“請劉曉轉告中國政府”有關古巴導彈危機的情況。對于蘇聯上述表態的意圖，吳冷西回憶錄中的觀點具有代表性。他寫道：“赫魯曉夫采取這種態度，同當時美蘇在加勒比海關系緊張有關，那時他需要中國支持。”

目前，俄國的有關檔案已解密了赫魯曉夫10月13日的談話和14日的講話記錄；而從中國外交部現已解密的檔案中，尚未發現記錄赫魯曉夫同劉曉這兩次談話的文獻。根據俄國的檔案，赫魯曉夫在10月13日同劉曉的會談中首先闡述了蘇聯對國際形勢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政策立場。他指出：帝國主義分子已在老撾、阿爾及利亞、也門和印度尼西亞遭到了失敗。蘇聯不僅沒在反動勢力面前退讓，反而積極支持民族解放運動，向埃及的納賽爾提供飛機，給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提供潛水艇，甚至為這些設備配備了蘇聯軍事人員。在古巴，蘇聯通過向卡斯特羅提供武器和“其他手段”，“已控制了鱷魚的腹部”。赫魯曉夫強調說：雖然這些都花費甚巨，“但我們還在這樣做，因為它符合革命力量的利益”。對于中蘇關系，赫魯曉夫告訴劉曉：“我們最渴望的夢想就是排除目前分離我們的寒流，重新回歸我們在1958年之前所擁有的那種親密關系……我們兩黨有責任……建立一個堅如磐石的國際共產主義的共同陣線。”在談到中印邊界問題時，赫魯曉夫表示：他認為中國政府所采取的諸如談判、將部隊后撤20公里等步驟，都是合理的，印度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是不理智的；印度的立場“是以發號施令為基礎，然而邊界爭端是不能用這種方式解決的”。中國人是“我們的兄弟”，而印度人僅僅是“朋友”。對劉曉通報的中印邊界緊張局勢，赫魯曉夫強調說，如果印度發起進攻，蘇聯將站在中國一邊。“我們之間的關系不容許有中立。中立將是背叛……我們將始終在一個陣營里，同甘共苦。”在10月14日歡送劉曉的酒會上，赫魯曉夫希望立即消除中蘇同盟中存在的問題，翻開兩黨關系新的一頁。赫魯曉夫再次告訴劉曉，作為中國的盟友，蘇聯將在中國同印度的沖突中站在中國的一邊。蘇共中央領導人科茲洛夫、柯西金等表示：赫魯曉夫的講話是代表中央的意見，蘇共中央在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把俄國檔案資料同劉曉回憶錄以及中方外交史著作的記述加以對照，可以發現涉及到認識中印邊界沖突和古巴導彈危機的兩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赫魯曉夫和米高揚有沒有在10月13日和15日向中方通報有關在古巴部署導彈的情況？與第一個問題密切相關的是，赫魯曉夫同劉曉談話的目的是什么？在目前解密的有關赫魯曉夫的這兩次講話的俄國檔案中，尚未發現赫魯曉夫告訴劉曉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以及希望中國在維護古巴安全方面采取措施的記載。過去雖有研究者認為赫魯曉夫在此次談話中不可能向中方通報部署導彈的情況，但基本上都是基于推測。另外，根據俄國檔案的記載，米高揚是在肯尼迪10月22日公開宣布美國將對蘇聯開往古巴的船只實施海上封鎖之后，才在10月23日將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的情況向中方通報的，而不是中國外交史著作中所記載的10月15日。

另外，對于蘇聯是否在10月中旬之前向中方通報在古巴部署導彈的情況，還可以從蘇聯部署導彈計劃制訂和實施本身進行相應的判斷。由于整個導彈部署行動計劃高度保密，蘇聯國內甚至都沒有將有關情況通知駐美大使多勃雷寧和駐聯合國大使佐林。赫魯曉夫顯然不可能在蘇聯正緊張秘密部署導彈的情況下，向中方通報有關情況。而赫魯曉夫之所以決定向古巴運送導彈的一個主要考慮是，他認為美國在11月中旬國會中期選舉之前不會發現蘇聯的部署行動。這樣，赫魯曉夫在lO月13日和14日同劉曉會談以及米高揚15日會見劉曉的時候（如果米高揚在這一天會見劉曉的話），他們是無從想象出，在加勒比海上將會爆發后來那樣的導彈危機，因而也就不可能在那時就要求中國“在維護古巴安全方面采取措施”。另外還需要特別關注的重要史實是：美國最早知道古巴正在修建導彈發射井的時間，也是在10月14日上午根據u一2偵察機所拍攝的照片作出的判斷。

既然沒有可能談到在古巴部署導彈的問題，那么，赫魯曉夫這兩次談話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根據業已解密的檔案文獻和相關研究論著，赫魯曉夫的主要目的還是想修補中蘇關系，避免中蘇同盟最終破裂。1959年中印邊界沖突爆發前后，中蘇兩黨在這一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給兩黨兩國關系帶來了深深的傷害，并使得中蘇分歧公開化。但中蘇兩黨都不愿走向破裂，赫魯曉夫還不斷作出友好姿態表示其改善中蘇關系的意愿。在軍事技術轉讓方面，赫魯曉夫在1961年1月21日給中國政府的信件中表示：蘇聯準備向中國提供米格21-ф13型戰斗機的技術，并在中國建廠生產此種型號的戰斗機。為幫助中國渡過經濟困難，赫魯曉夫在1961年2月27日還決定向中國提供100萬噸糧食和50萬噸食糖。另外，蘇聯用硬通貨購買中國的1000噸白銀，以便中國使用這些硬通貨向其他國家購買糧食。中共中央領導人當時對蘇聯的這些舉措給予了極高評價。但從蘇共二十二大開始，中蘇兩黨關系由于蘇共對阿爾巴尼亞的抨擊而再度緊張，特別是1962年4月中旬到5月底發生的“伊塔事件”，對中蘇關系產生了致命的傷害。因此，當中國向蘇聯通報中印邊界的緊張局勢以及中國有可能采取“自衛反擊”的時候，在赫魯曉夫看來，蘇聯如在邊界爭端這樣的涉及到重大國家利益的問題上支持中國的話，那么中國也肯定會采取相應的行動緩和同蘇聯的關系。赫魯曉夫此時的講話，同后來爆發的古巴導彈危機是沒有直接關聯的。

在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前以及沖突爆發后的第一階段，赫魯曉夫還在不同場合表明蘇聯對中印邊界沖突的立場，從而也可較為清晰地認識赫魯曉夫的政策目的。他在10月11日和14日舉行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指出，印度的要求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侮辱，“我們對尼赫魯感到失望”。10月23日，赫魯曉夫在同以喬治烏一德治為首的羅馬尼亞代表團進行會談時，專門談到了尼赫魯的政策和中印關系。赫魯曉夫表示：總的說來，尼赫魯是在帝國主義國家、中立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搖擺不定。最近在國大黨和反動勢力的影響下，尼赫魯似乎更加倒向帝國主義國家。他在過去一段時間內對中印邊界沖突的立場實際上就是反動的。中國方面最近已建議將各自的部隊從雙方邊界線上后撤20公里，而印度方面在反動勢力的壓力下拒絕了這一建議，它們認為邊界必須是“麥克馬洪線”。赫魯曉夫此次談話的核心幾乎就是10月25日《真理報》社論的主旨。赫魯曉夫在會談中還談到印度共產黨在中印邊界沖突中的立場和態度。他批評印共南布迪里巴德的觀點，指出南布迪里巴德的行為將導致印共的分裂。在10月30日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諾沃提尼會談時，赫魯曉夫說，蘇聯同中國的關系不會變得更糟，中國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立場基本上是正確的，“因為印度在最近一段時間里采取了錯誤的立場”。這里值得注意的是，赫魯曉夫同喬治烏一德治和諾沃提尼會談時，古巴導彈危機已開始，赫魯曉夫在此時依然表示支持中國在中印邊界沖突問題上的立場。

中印邊界沖突爆發后，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在10月22日向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遞交了一份備忘錄，表明蘇聯政府在中印邊界沖突中的立場和態度。蘇聯在備忘錄中說：蘇聯“完全支持你們通過談判解決同印度之間的邊界爭端的愿望。談判會阻止沖突的進一步尖銳化并為和平解決沖突制造氣氛”。這樣的路線是符合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利益的。蘇聯支持中國對“麥克馬洪線”的立場，“即麥克馬洪線并不是已定的國界線。它是沉痛的歷史所遺留下來的”。10月24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提出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三項建議。10月25日，《真理報》就中印邊界沖突發表題為“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普遍和平”的社論。社論譴責印度受帝國主義分子的煽動，已成為沖突的罪魁禍首；同時批評了印度共產黨滑向民族沙文主義，損害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這是蘇聯公開表明自己立場、支持中國的標志。蘇聯在11月初還向中方提供有關印度的情報。契爾沃年科在11月3日和5日向中方通報了赫魯曉夫與尼赫魯的通信，以及蘇印兩國官員會談的情況等。

赫魯曉夫對中國的示好，并未產生預期的結果。因為此時在中共中央領導人看來，中蘇兩黨自1959年以來所有的重大分歧依然存在，中共中央對赫魯曉夫的看法依然沒有改變。因此，毛澤東在聽了劉曉的匯報后決定暫不答復蘇聯。在劉曉離任的七個星期后，中國才派出前駐印度大使潘自力擔任新的駐蘇大使，而這一階段恰好是中印邊界沖突和古巴導彈危機的關鍵時期。契爾沃年科多次要求面見毛澤東，但都未能如愿。除在10月20日向契爾沃年科通報邊界沖突爆發的情況后，中方極少再向蘇聯通報有關情況。對蘇聯要求中方解釋中印邊界的“傳統習慣線”的請求，中國也只是籠統告之：這段傳統習慣線基本上是沿著喜馬拉雅山南麓而行的。但與此同時，中國方面對蘇聯在邊界沖突爆發后沒有立即表態感到非常不滿。章漢夫10月24日，在接見朝鮮駐華使館參贊時說：“誰在侵略，誰拒絕談判，誰進攻，誰搞顛覆，都是印度。朝鮮勞動黨和政府了解真相，了解中國的立場，支持我們，我們表示感謝。蘇聯報紙至今一字未提。”《真理報》10月25日的社論并未引起中方進一步的反應；《人民日報》在轉載《真理報》社論時只是把它放在北越外長支持中國的講話和北朝鮮支持中國的聲明之后。《人民日報》10月25日支持古巴反美的社論，也早于《真理報》社論幾個小時。10月24日中國政府提出了解決邊界問題的三項建議，遭到了尼赫魯的拒絕。隨后，《人民日報》在10月27日發表的《從中印邊界問題再論尼赫魯的哲學》的文章中，雖然批評尼赫魯政府在邊界問題上的頑固立場，但同時意在抨擊蘇聯同印度這樣的“反動的民族主義國家”交朋友的政策。中共中央在11月14日向全國省、市、自治區發出的通知中特別指出：“通過這場斗爭，進一步揭露了尼赫魯是反動的民族主義者，撕破了尼赫魯的和平中立和不結盟政策的假面具，暴露了帝國主義指使印度反動派進行反華反人民的陰謀，同時也使赫魯曉夫集團處于非常尷尬的地位。”與此同時，中國對蘇聯在這一時期向印度出售軍事物資特別是作戰飛機，表示了極大的關注和憤怒，并判定這是蘇聯依然繼續“偏袒”印度的重要標志。

二、蘇聯向印度出售軍事裝備、古巴導彈危機和蘇聯對中印邊界沖突政策的變化

有關蘇聯向印度出售軍事物資的問題，后來成為中蘇論戰的一個主要內容。在中共中央領導人看來：赫魯曉夫“支持印度反動派對社會主義的中國發動武裝進攻，同美國一起，用軍事援助，去鼓勵和幫助印度反動派向中國進行軍事挑釁”。而赫魯曉夫則認為，蘇聯向印度出售先進的軍事武器和裝備，是社會主義陣營在同帝國主義的斗爭中爭取印度的重要手段之一。到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爆發之時，印度已接收八架運輸機，米格21型戰斗機尚未交付。更為重要的是，蘇聯在拒絕向中國提供核技術之后，卻在原子能領域加強同印度的合作，并在1962年10月就和平利用原子能援助印度的問題達成協議。

鑒于蘇印的此種軍事合作，中國在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爆發之前就指責蘇聯說：蘇聯以低價賣給印度戰斗機，這是不符合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赫魯曉夫在10月13日同劉曉會談時也對此作了特別的解釋。他指出：“了解這種情況的人都會明白，這種出售不會影響印度和中國在邊界沖突中的力量對比。沒有人可以只用直升機和運輸機打仗，也沒有人可以使用這些飛機贏得戰爭。”劉曉在離任前拜會米高揚時曾提到這一問題。周恩來在10月8日接見契爾沃年科時特別強調：印度使用的蘇制米式直升飛機和蘇制運輸機，在中印邊界東段和西段運送軍需，這對我們前方戰士是有影響的。對中方的抱怨，赫魯曉夫希望向中國提供戰斗機以表明自己是中國真正的朋友。因此，契爾沃年科在10月8日同周恩來會談時曾提出，蘇聯將同意在中國生產改進型的米格21PF型戰斗機，并提供技術援助。這一舉措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尚屬第一次，但中國并未接受這一提議。另外，為進一步向中國表明蘇聯的政策立場，赫魯曉夫在10月14日下令推遲向印度交付米格21型戰斗機。對周恩來在10月8日會談中所關注的蘇聯賣給印度飛機和直升飛機的問題，契爾沃年科10月22日正式向章漢夫遞交了一份備忘錄。備忘錄解釋說：“到目前為止，蘇聯一共賣給印度8架AH-12型飛機和20架M-4型直升飛機。很明顯，這幾架飛機沒有什么軍事意義，也不會影響力量的對比。”

中國對古巴導彈危機的態度和反應，對蘇聯在中印邊界沖突問題上的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使中蘇的矛盾和分歧更加公開和加深，雙方的關系實際上已經破裂。要認識古巴導彈危機同中印邊界沖突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古巴導彈危機在赫魯曉夫對中印邊界沖突態度轉變過程中的作用，除前文所提的蘇聯向中國通報在古巴部署導彈情況的日期外，有幾個重要的問題必須予以高度關注：蘇聯部署導彈的決定和進展情況，赫魯曉夫決定從古巴撤出導彈后希望中國支持他的行動，中國的反應對赫魯曉夫在中印邊界沖突問題上采取新政策，特別是蘇聯恢復對印度的軍售的影響。

有關赫魯曉夫決定在古巴部署導彈的意圖，學界已進行了系統而詳實的研究。對于赫魯曉夫的決定，米高揚、外交部長葛羅米柯持有不同意見，但并未說服赫魯曉夫。赫魯曉夫確信，在11月初美國國會中期選舉前，美國不會發現蘇聯的部署行動，因而應在此之前完成導彈部署；等國會選舉結束后，他計劃訪問華盛頓，并當面告訴肯尼迪有關情況，屆時肯尼迪除了接受現實外沒有別的選擇。赫魯曉夫甚至認為，到11月告訴肯尼迪有關部署導彈的消息后，美蘇關系將會得到改善。1962年5月24日，赫魯曉夫召開蘇共中央主席團和國防委員會聯席會議，正式討論在古巴部署導彈的問題。導彈部署計劃由蘇聯國防委員會和蘇軍總參謀部負責制訂，7月4日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批準后，赫魯曉夫在7月7日予以批準。到10月22日，蘇聯在古巴的軍事力量共計有41902名軍人，12枚“月神”戰術核導彈。42枚中程導彈，80枚巡航導彈，42架伊爾28型轟炸機（其中7架完成組裝），42架米格21型戰斗機，24處地空導彈基地。

發現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后，美國決策者經過內部討論，決定采取海上封鎖的措施，禁止一切運往古巴的進攻性軍事物資。10月22日，肯尼迪總統發表電視講話，宣布美國不能接受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古巴導彈危機全面展開。10月24日上午10時，美軍正式實施海上封鎖；就在同一天上午，赫魯曉夫在中央主席團會議上表示希望解決導彈危機，因為在他看來，繼續與肯尼迪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不會有什么成效，所以他提議運送導彈的船只停止前進，或就地等待封鎖結束，或返航。10月25日，赫魯曉夫在中央主席團會議上決定從古巴撤出導彈。26日，蘇聯船只全部掉頭返回蘇聯，《真理報》當天頭版標題是《盡一切努力避免戰爭》；28日上午，赫魯曉夫主持中央主席團會議，決定承諾不入侵古巴，蘇聯撤出導彈，主席團還決定立即廣播給肯尼迪的信件。肯尼迪聽到蘇聯答復的廣播稿后如釋重負，肯尼迪政府通過“美國之音”發表了歡迎赫魯曉夫決定的聲明。至此，古巴導彈危機的緊張局勢開始緩和。赫魯曉夫和蘇聯其他領導人事后對撤出導彈的決定作了辯解。

如果赫魯曉夫在10月22日之后需要中國支持他，那么也是需要中國支持他撤回導彈的決定，《真理報》10月25日發表的社論毫無疑問是要達到這一目的。但赫魯曉夫對中國的所作所為大失所望。對于古巴導彈危機，中共中央的基本立場是：“我們反對的是蘇聯在美國的要挾面前驚惶失措，放棄維護古巴政府的主權，也反對美國要求對古巴實行國際監察，侵犯古巴主權。”陳毅后來明確指出：“我們認為根本就不應該把核武器運進古巴，既然運進去，就不應該隨便搬走。運進去經過古巴同意，撤出來也必須經過古巴同意。隨便運，隨便撤，都是錯誤的。蘇聯不是依靠人民，依靠反帝反殖的力量，而是依靠核武器，以古巴為賭注同美國賭博。”此外，中共中央領導人紛紛發表講話支持古巴，從11月3日至6日，連續在古巴駐華大使館前舉行群眾集會，據報道有超過500萬人參加集會。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發表一系列聲明和文章，通過贊揚古巴的反美斗爭，批評蘇聯的政策立場，將中蘇在古巴導彈危機上的分歧公之于眾。在這些聲明、社論和文章中，中共中央只字不提蘇聯在結束古巴導彈危機中的作用。而《人民日報》在11月5日發表的題為“大無畏的古巴人民是最強大的戰略武器”的社論，更是將赫魯曉夫的政策稱為“綏靖政策”。11月16日，中國軍隊在中印邊界再次進行“自衛反擊作戰”，可能是對這一時期蘇聯政策的一個回答。

在赫魯曉夫看來，中國作出這樣的反應，是試圖利用幾乎導致發生核災難的事件來積累政治資本。于是，赫魯曉夫決定改變蘇聯在中印邊界沖突中的立場。11月5日，《真理報》發表題為“談判是解決沖突的途徑”的文章，再次表明蘇聯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中立立場。赫魯曉夫在古巴導彈危機結束后多次發泄他對中國政策的強烈不滿。蘇聯外交部在一份報告中說：在古巴導彈危機最危險的時候，當需要兩國“形成統一戰線來對付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動時”，中國除了在《人民日報》發表一個聲明外，沒有做任何事情來支持蘇聯。更為重要的是，蘇聯在11月14日決定恢復對印度的軍售，12架米格-21型戰斗機陸續運達印度，第一批4架戰斗機在1963年2月交付印度，成為蘇聯在政治上支持印度的重要標志。中國對蘇聯此舉的反應極為強烈。在中共中央看來，蘇聯向印度提供軍事援助是“出賣我國，背叛盟友”。中國外交部蘇歐司副司長余湛1962年12月12日同蘇聯代辦梅曉滋夫就中印邊界問題展開了激烈討論，其中特別表明了中方對蘇聯向印度出售軍火的憤恨。余湛說：你們給印度武器，印度用你們給它的飛機、汽車把軍隊運送到前線向我們進攻。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我們對此十分憤慨。……問題不在于數量，你再多給些我們也不在乎。但是你們這樣做，是在政治上給印度很大的支持。尼赫魯這樣頑固，不愿和平解決問題，你們要負一部分責任。……使印度感到它背后除了美國支持外，還有蘇聯的支持。

對于赫魯曉夫政策的變化，章漢夫在11月7日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說：為什么從10月25日到31日僅僅5天之內就發生了變化？那是因為在25日古巴的局勢非常緊張，赫魯曉夫害怕，怕得要死……因此赫魯曉夫就騙我們，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者。在中共中央領導人看來，赫魯曉夫起初試圖以蘇聯支持中國在中印邊界爭端問題上的立場，來換取中國方面在古巴導彈危機中支持蘇聯，因此短期內對中印邊界沖突持觀望態度。但是，“赫魯曉夫在加勒比海美蘇核對抗的危機中，受到了美國公開的羞辱，在全世界面前大丟面子。他對我們堅決支持古巴的立場，對我們反對肯尼迪提出而經他同意的對古巴進行國際監察的侵犯古巴主權的行為，惱羞成怒。于是從這個時候起，赫魯曉夫發動了新一輪的反華浪潮”。中共中央明確的結論是，“蘇聯對印度采取了一味遷就的錯誤政策，缺乏原則”。

三、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對中蘇分裂進程的影響

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的影響和意義是深遠的，對中國國家安全戰略和中蘇關系的破裂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中共中央領導人認為，中共和蘇共“在某些原則問題上是有分歧的，諸如和平過渡、戰爭與和平、支持各國人民解放斗爭和南斯拉夫等等問題”。而蘇聯在中印邊界沖突中支持印度是“國際修正主義伙同印度反動派打擊、孤立我國”的最好證明。中國外交部新近解密的文件顯示，中國認為“1963年以來，蘇聯就中印邊界問題反華比以前更加公開露骨，更加惡毒囂張”。因此，赫魯曉夫“是個叛徒，不是無產階級”；他同敵人勾結，反對蘇聯，反對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可能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上同他團結起來”。中共中央領導人從1962年底開始強調，要在國際斗爭中同修正主義爭奪領導權。這樣，中蘇同盟經過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和古巴導彈危機，已無可挽回地走向最后的破裂。

中印邊界沖突還導致中共中央重新認識印度不結盟政策的實質以及印度共產黨的地位和作用。中共中央領導人認為，在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之后，印度的不結盟政策“只是一個形式，一個招牌，印度已經同英美結了盟。有人說我們把印度推向西方，實際上我們不推，它已經倒向西方”。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猛烈抨擊印度共產黨特別是印共主席丹吉在中印邊界沖突問題上的態度。

中國根據蘇聯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的經驗和教訓，決定進一步加強中國核力量的建設和發展。中國認為蘇聯之所以“勾結敵人，在核擴散問題上出賣我們”，是因為“修正主義害怕馬克思主義會變得強大起來”，害怕中國擁有核武器。因此在危機結束后不久，中共中央決定加強原子能工業建設和加速核武器研制、試驗工作以及核科學技術工作，正式成立在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下的中央專門委員會。發展和擁有核武器成為這一時期中國最為重要的國家利益。

中國近代史論文篇8

【摘 要】中國近代史教學中的德育，可從進一步增強德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認識、深入挖掘教材中德育的內容、豐富德育的方法等方面開展。

【關鍵詞】中國近代史教學 德育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指出，堅持德育為先。立德樹人，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全過程……把德育滲透于教育教學的各個環節，貫穿于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的各個方面。中國近代史是高校的必修基礎課程，其內容既是中華民族的一部苦難史和屈辱史，又是一部斗爭史和光榮史，是對大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尤其是進行熱愛社會主義祖國教育的生動教材。其中大量英雄人物的道德形象，他們在保衛祖國、反侵略斗爭和近代化建設中表現出來的優秀品質，為當代大學生樹立了光輝的典范。因此，充分運用歷史教育的德育功能，對大學生進行德育，是歷史教學的目的之一，也是教師應盡的重要職責。

一、進一步增強德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認識

在歷史教學中，除向大學生介紹必要的基礎史實，培養發展大學生的學習能力外，進行德育十分必要。利用中國近代史的教學，系統地向大學生進行德育，能提高大學生的思想政治素質和道德水平，增強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責任感，培養大學生的開拓進取精神，堅定社會主義信念。

黨中央對加強國情教育一直十分重視。當前，我國的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但也出現了一些金錢至上、唯利是圖和道德滑坡等消極現象。社會對高校也提出了不同于傳統教育的要求和期望。特別是社會上的一些功利主義因素開始滲透到高校教育中，影響到一些大學生。這就要求我們進一步增強對德育重要性的認識，充分運用中國近代史課堂教學這一陣地，加強對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發揮其他學科不可替代的德育功能。

二、充分備課，深入挖掘教材中德育的內容

中國近代史教材中包含著豐富的德育內容，這就需要教師認真鉆研教材，有意識地提煉其中的德育素材，以確立德育的達成目標。結合中國近代史教材，在備課中，可把中國近代史的德育內容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進行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教育。

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是中國近代社會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矛盾。振興中華、救亡圖存，始終是激勵近代先進的中國人持續奮斗的動力和理想。在教材中，先進的中國人為救國救民而進行了各種各樣的探索。被譽為“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則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魏源，這批開明的地主階級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了經世改革的主張；農民領袖洪秀全為建立“理想的天國”而奮起反清；薛福成、鄭觀應等早期改良思想家為突破“洋務運動”的局限而奔走吶喊，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維新人士為挽救民族危亡、發展資本主義而倡導“變法”；孫中山、黃興等資產階級革命派為民主共和而進行不屈不撓的探索，但歷史事實表明這些探索最后都失敗了。

直到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誕生，中國革命面貌才煥然一新。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經過28年的浴血奮戰，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又經過社會主義的“三大改造”，使中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上述史實表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所以1840～1949年的中國近代史，是培養大學生熱愛中國共產黨、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生動教材。教師通過對這些內容進行深入教學，使大學生深刻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近代歷史的必然結果、是中國人民歷史性的選擇，從而堅定大學生熱愛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貢獻力量和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決心。

（二）愛國主義思想教育。

從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期間，中國的仁人志士為了救亡圖存，為了維護祖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為了人民的富強和幸福，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其精神支柱就是愛國主義精神。在中國近代史內容中，既有屈辱的“黑色的歷史”，如《南京條約》、《天津條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喪權辱國條約的簽訂，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旅順口和南京數以萬計的人民被屠殺，都令人肝腸寸斷，同時也有奮斗的“紅色的歷史”，這些都可以進一步激發大學生的愛國熱情，增強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樹立自強自立的精神。

在教材中，林則徐等人虎門銷煙、抗擊英軍的英雄壯舉；三元里民眾不畏強暴、誓死抵抗激烈的武裝抗英斗爭；老將馮子材鎮南關大敗法軍的凱歌；北洋海軍鄧世昌、林永升等海軍將士血戰到底、以身殉國的業績；民主革命的宣傳家陳天華“蹈海自盡”喚起國人的革命精神；國共兩黨攜手抗日最終取勝的輝煌成就；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人的光輝業績，等等。這一切都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教師通過對這一系列史實進行教學，使大學生接受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的熏陶，堅定發揚先輩們自強不息的愛國精神，樹立為把祖國建設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的志向。

（三）繼承革命傳統和優良品德的教育。

中國近代史中蘊涵著豐富的做人道理，教材中匯集了大量近代英杰的素材。例如，林則徐“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高度責任感；洪仁？臨終遺詩堅信“天國祚雖短，光復待他年”的樂觀主義精神；黃花崗烈士林覺民“為天下人謀永福”的豪邁絕筆；李大釗不為酷刑所屈服，堅信共產主義必勝的堅定信仰；等等。這些都是中華民族優秀道德觀的體現，是先輩們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教師通過這些豐富的實例對大學生進行教育，激勵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以近代史上英雄人物為楷模，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實實做事，成為學有專長的高素質人才。

三、與時俱進，豐富德育的方法

中國近代史有著豐富的思想教育內容，要達到提高大學生思想道德素質、達到德育的目的，還需要教師講究教學藝術，與時俱進，采用多種教育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一）提高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來解釋歷史的本領。

在中國近代史教學中，常常會涉及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評價。由于大學生雖正處于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定型時期，但人生閱歷仍比較有限，對于一些重要的歷史人物和事件尚不能完全把握，因而需要教師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來加以引導。例如，不能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當時的人和事，而是要進行實事求是的科學分析。如在講到洪秀全時，既要根據當時的歷史條件，肯定他發動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打擊清王朝及外國侵略勢力，為歷史做出的貢獻，同時還應看到他作為小生產者代表所帶有的皇權思想、等級尊卑觀念及宗派思想、享樂思想和絕對平均主義思想等。正是后者成為太平天國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注意教育方法的多樣化。

按照教育心理學的原理，德育的過程分為明理、激情、立志、導行等階段，它們之間互相滲透、促進，德育的最高要求是讓學生養成自我教育的習慣，有自我教育的能力。因此，德育不能單純地灌輸，還要善于點撥，啟發學生自己去判斷。教師應努力通過言簡意賅的語言、畫龍點睛的手法、潛移默化的方式進行德育。同時，還應重視多媒體教學手段的運用。傳統的教學中，黑板是主體。在講課的過程中僅僅是文字的展示，很難讓大學生將理性與感性結合起來。現代教學中，多媒體技術在大部分高校教學中已普及，關鍵是要提高課件本身的質量。例如，在講授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時，穿插建黨__周年來歷次黨代會的圖片，可對加強熱愛黨的教育起到很好的效果。在課堂教學中，教師應將形象思維和抽象思維結合起來。具體、生動、形象的講述，能夠引起大學生的興趣，加深感性認識，進一步加深理性認識。例如，可配合教材內容選取有關的電影、錄像片斷等，組織大學生觀看，還可配合各種重大紀念活動和節日，組織大學生開展學術報告會，編歷史手抄報，進行歷史知識競賽，參觀博物館、革命歷史遺址和圖片展覽等，使大學生接受活生生的思想教育，在“細雨潤物”中培養大學生良好的道德情操。

大學的中國近代史教學屬于主干學科，其本質屬性仍然是素質教育，因此在中國近代史教學中貫徹德育，提高大學生的思想政治素質，既是認真貫徹《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10年）》的要求，又是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建設應用型人才培養特色名校的應有之義。

【參考文獻】

[1]江澤民就進行中國近代史、現代史及國情教育問題致李鐵映、何東昌的信（1991年3月9日）[N]。人民日報，1991-06-01

[2]胡錦濤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會上的講話（2003年11月24日）[N]。人民日報，2003-11-26

[3]鄧小平文選：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中國近代史論文篇9

《論辛亥革命》

【摘要】辛亥革命刷新了中國歷史，邁出了中國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并為其進程提供了一些啟發、積累了一定的實踐經驗；同時因其固有的局限性而留給后人諸多教訓，致使革命以后的數十年，中國的民主進程依然停滯不前甚至出現倒退。

【關鍵詞】辛亥革命；愛國主義；經驗教訓

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結束了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在中國大地上樹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幟，開辟了中國人民繼續前進的道路。在今年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時候，全國各族人民深切緬懷領導辛亥革命的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深切懷念在辛亥革命時期為了國家民族利益而英勇獻身的革命英烈們。

1911年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于10月10日再次發動武昌起義，緊接全國各省紛紛響應并宣布獨立。12月2日和25日，各省代表分別通過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和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從上海趕往南京途中在常州停車，在火車站臺上向前來歡迎的常州市民發表演講，隨即赴南京宣誓就職，宣告中華民國正式成立。

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是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人民反抗怒潮不斷高漲的必然產物。毛澤東指出：“當著帝國主義不是用戰爭壓迫而是用政治、經濟、文化等比較溫和的形式進行壓迫的時候，半殖民地國家的統治階級就會向帝國主義投降，二者結成同盟，共同壓迫人民大眾。這種時候，人民大眾往往采取國內戰爭的形式，去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的同盟，而帝國主義則往往采取間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國家的反動派壓迫人民，而不直接采取行動，顯出了內部矛盾的特別尖銳性。中國的辛亥革命戰爭……都有這種形式。”從這段話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的爆發形式上是內部矛盾特別尖銳性的表現，實則是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斷激化的必然結果。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統治階級對廣大勞動人民實行政治上高強壓迫、經濟上殘酷剝削，造成嚴重的貧富懸殊，導致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窮人巴造反”的鐵定規律就會起作用，就會爆發革命。辛亥革命中資產階級僅是革命的先鋒隊，真正的主力軍是廣大受壓迫、受剝削的人民群眾；沒有全社會人民群眾的支持，任何革命就會失去社會基礎，也不可能成功。

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的封建君主專制統治，開創了亞洲的第一個資本主義民主共和國，完成了國家政權由傳統專制政治制度向現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轉變。雖然群眾還沒有深刻理解自己對于民主國家所負的責任，不知道可以通過自己的力量創造一個新世界，但是民主共和已經取代君主專制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正因為如此，袁世凱、張勛先后復辟帝制，均受到了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和人民群眾的堅決反抗。

民主理論經由辛亥革命提升到實踐層面，促動了知識分子階層的主體意識覺醒。他們成立了很多以“民主”為基本綱領的黨派政團，創辦了大量革命報刊，發行了不少革命書籍，向廣大民眾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如鄒容在《革命軍》中指出：“凡為國人，男女一律平等，無上下貴賤之分”。

辛亥革命破天荒的功績就在于它沒有重復幾千年改朝換代的舊例，公開聲言在推翻清王朝后建立的將是民主共和制。革命派的大力宣傳使共和制的觀念深入人心，此后，誰要是想在中國搞復辟，必將遭到社會的唾棄。對此，董必武明確指出：“自中華民國的名稱確定以后，帝制被拋入茅坑，便再也爬不起來了。袁世凱的洪憲皇帝，不過百日便被迫取消。張勛扶溥儀復辟，倒得更快，段祺瑞馬廠誓師討逆，十天功夫就把北京的辮子軍肅清了。無論帝制也罷，復辟也罷，都很快地塌臺，這都是受了建立民國的影響”。在此之前，是人們都想不到的。七十年前，林伯渠說：“對于許多未經過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義是經常被低估的，這并不奇怪，因為他們沒有看到推翻幾千年因襲下來的專制政體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列寧對資產階級共和制的建立高度贊揚：“先進文明的歐洲對中國的新生是不感興趣的。4億落后的亞洲人爭得了自由，覺醒了起來，參加了政治生活，地球上1/4的人口已經從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運動和斗爭了。”

但是辛亥革命也有其局限性，缺乏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氣和魄力，這是導致辛亥革命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毛澤東指出：“辛亥革命為什么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這種勇氣和魄力上的缺乏，源于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錯誤認識。董必武指出“辛亥革命時期的許多活動家，并不認識帝國主義的真面目。他們當中有不少人甚至還天真的認為，由于他們走的是西方資產階級走過的路，所以西方資產階級會幫助他們，把中國建設起來，成為一個獨立的資產階級國家。他們不相信勞動人民，并且害怕人民的革命會引起帝國主義的干涉。他們對帝國主義既然存在幻想，因此，他們在行動中就力求避免去觸動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利益。武昌起義以后，各地革命政府為了爭取外國的承認和支持，紛紛表示承認清反動政府外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辛亥革命幾乎完全沒有觸動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統治。”帝國主義的侵略，最終打破了中國人學習西方的迷夢。孫中山在臨終才深知欲達勝利，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

綜上所述，辛亥革命走出了中國民主進程的第一步，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同時由于其諸多的局限性，特別是革命黨人的先天不足、歷史文化和社會背景所導致的民主與法制制度缺失等多方面的限制，它留給后人的經驗和教訓都是不可多得的寶貴財富。在中國共產黨成立__周年、并用武裝革命奪取政權且已執政了60余年的今天，面對許多國際國內與歷史上“驚人的相似之處”，認真研究其成敗得失，防患于未然，對于鞏固和發展已經取得一定成就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防止重蹈歷史覆轍；對于和諧社會建設以及中華民族的長治久安，一定會有所裨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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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范忠程，“毛澤東與辛亥革命”，《中共黨史研究》，06期，2001年。

[3]何振東，“辛亥革命的史碑──改朝換制”，《徐州師范大學學報》，03期，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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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林文彪，“論紹興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和精神遺產”，《紹興文理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06期，2001年。

中國近代史論文篇10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一開始，就是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中主義為指導思想的黨。然而，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這個嶄新的思想武器，并不意味著就能夠自然而然地解決中國革命所面臨的問題，還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作為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世界觀和指導思想，具有與時俱進的特殊品格，它決不是僵化的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決不是終極的真理，而是發展的學說。因此，馬克思主義一方面指導著我國的革命和建設，另一方面它又在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得到發展。這中間經歷了四個過程

（1）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圍繞什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怎樣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系列根本問題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并對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進行了艱辛探索，從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性飛躍，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對于中國的革命勝利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任務是與我們黨的歷史使命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可以說，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從一定意義上講，就是一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因為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把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把中華民族振興和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緊密地聯系起來，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這就告訴我們，要完成這一歷史使命，離不開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主義深刻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是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離不開認識和把握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這就是毛澤東同志說的“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我理解，這就要求與黨的全部實踐活動既緊密聯系、又相互作用的黨的理論活動，要遵循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進而探索和把握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要遵循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一般規律，進而探索和把握中國特色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要遵循黨的建設的一般規律，進而探索和把握中國共產黨黨的建設的規律和黨的執政規律。可以說，遵循一般規律進而探索和把握中國的特殊規律，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而又結合實際要求，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用以指導實踐，這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性任務。

（2）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主題進行了科學回答，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之道。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理論形態的偉大創新。

第二次偉大革命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進行的。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找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建設實踐相結合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這一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它的主要創立者是鄧小平，我們黨把它稱為鄧小平理論。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的理論成果，黨的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把鄧小平理論也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十五大修訂的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這是我們黨經過近二十年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功實踐作出的歷史性決策。

“只有結合中國實際的馬克思主義，才是我們所需要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這是鄧小平同志從普遍性與特殊性辯證關系的角度，對如何在實際中具體運用馬克思主義而作出的精辟論斷。馬克思主義所提供的只是基本的指導原理和一般的指導原則，只能從總體上概括實際生活的一般現象和規律。這些基本原理、原則和規律，只有與各國不同時期具體的國情和實際問題結合起來，才能發揮巨大的指導作用。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曾鮮明地強調，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使之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這個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公式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是對于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開玩笑，在中國革命隊伍中是沒有他們的位置的。”鄧小平同志對什么是“我們所需要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作出的科學回答，與毛澤東同志的深刻見解一脈相承，交相輝映。正是根據這樣的思想，鄧小平同志成功地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立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的偉大理論成果——鄧小平理論。

（3）以江澤民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圍繞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如何建設黨的核心主題，繼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新世紀、新階段、新任務條件下，黨的建設面臨的兩大歷史性課題，解決了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的建設沒有解決或沒解決好的新課題。 新世紀、新階段，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黨的歷史方位也發生重大變化：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新世紀新形勢和黨的歷史方位的新變化，對黨和國家提出新的要求，黨的建設面臨兩大歷史性課題：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增強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江澤民站在時代高度，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深邃理論洞察力，以新的視角深刻

地總結了黨領導革命、建設、改革80年的奮斗歷史經驗和當代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興衰成敗的經驗教訓，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如何建設黨的根本問題。時代的挑戰、社會的變遷、歷史的責任、人民的愿望，要求黨在新世紀、新階段，必須認真面對和解決好兩大歷史性課題，“三個代表”就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執政觀、領導觀和解決兩大歷史課題的根本指導思想，其中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大力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解決兩大歷史性課題的物質基礎；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前進的方向，整合價值取向與道德觀念，把黨的思想理論建設與先進文化的發展內涵統一起來，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解決兩大歷史性課題的方向和保證；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黨的群眾路線，是解決兩大歷史性課題的根本出發點和最終歸宿。“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完成十五大確定的黨的建設偉大工程制定了正確綱領，同時也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局面指明了方向，成為新世紀新階段黨的立國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

（4）十六大以后，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繼續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向前推進，提出樹立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兩大戰略思想。

科學發展觀是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完善和發展，更是馬克思主義政治觀在中國的重要體現。 科學發展觀的提出蘊涵著深遠的理性思考，彰顯出鮮明的時代特征，是我們黨在認識上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重要升華，也是我們黨執政理念的一次飛躍，是我們黨對現代化建設指導思想的重大發展，更是馬克思主義政治觀在新時代中國的運用與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堅持以人為本，是馬克思主義政治觀的根本核心，也是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核心。 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是馬克思主義政治觀在新時期中國科學的運用和發展 。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既是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又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系列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其關鍵就在于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具有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品質。科學發展觀是我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新形勢下根據國情、世界發展趨勢總結出的新的理論成果，它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精髓充分貫徹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新階段。

中國近代史論文篇11

《論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之爭》

摘 要：中國近代史是指1840年到1949年這110年間的歷史。本論文是從1840到1919這80年著手，研究的是這80年間的歷史。在人類歷史中，80年只是微不足道的幾十年，可是對于近代中國人來說，這80年卻不容忽視。因為這80年在中華民族史上是一個苦難的歲月，是一段艱辛的歷程。這段歷史，留下了許許許多多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甚至于中國近代起始時間以及以什么作為標志，學術界還存在多種說法。

關鍵詞：中國；近代歷史；開端之爭

一、鴉片戰爭開端說

一般認為，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的開端。因為鴉片戰爭在很多學者看來，從鴉片戰爭失敗就標志著中國國家地位開始變化，與此同時，中國的社會經濟和思想文化也有了很大的變化。所以把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歷史的開端。這個說法是很合理的。雖然很多學者都贊同鴉片戰爭開端說，但是就鴉片戰爭具體開始的時間上，大家存在著三種不同的看法。

(一)1839年說

1839年發生了九龍之戰，這是中國近代史上反侵略的第一戰。另外這一年，還發生了兩件很有意義的事情。第一個是中國禁煙運動開始了，這標志著中國和英國正式進入正面的對立狀態。第二個是英國政府通過了遠征中國的議案。這就是1839年說。

(二)1840說

1840年6月，英國的海軍少將曾率領遠征軍，在到達廣州附近的洋面的時候。這事實上也就標志著中國和英國雙方，從那一刻起就正式進入戰爭狀態。因此1840年也就理所當然地被學者們認為是鴉片戰爭的開始。這就是1840年說。

(三)1842年說

1842年8月29日，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正式簽訂，隨之而來，中國社會開始變化，國家地位也有了改變，這都是這一場戰爭結束之后所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所導致的。從這個時候起，中國近代的歷史才真正開篇。這就是1842年說。

雖然鴉片戰爭開端說獲得了大多數學者得認同，但是也有不少學者反對這一說法。尤其是最近幾年來，置疑鴉片戰爭開端說的學者越來越多，甚至有學者這么認為：鴉片戰爭開端說，這實際上也就是一種假說，他假定中國社會，是由于受到外部世界的沖擊，所以自然而然地就會發生變化。從生產關系方面來講，也就是會出現新的社會經濟因素。但是學者們同樣認為：不論社會如何變化，他都取決于這個社會內部的內層驅動力。也就是說，隨著鴉片戰爭之后所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雖然中國社會經濟會發生變化，但是社會經濟怎么變化，變化的趨勢又是什么，這個主要取決于社會內部的能動因素。而實際上呢，在鴉片戰爭之后，中國社會內部無論是從生產關系方面來說，還是從新的生產力因素方面來說，他們都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事實上，中國還是一個農業大國。除了這部分學者提出質疑，還有一部分學者認為，這個鴉片戰爭開端說，他只不過是所謂的中國社會停滯論基礎上的一個沖擊反應模式。這些學者中主要是西方的一些學者，他們認為：中國古代社會就是一個停滯不前、自我感覺良好的社會，就像死水一樣。如果不加以干涉，讓這個社會順其自然地發展下去的話，中國不會發生質的變化。因此就必須有一股外部力量對他進行沖擊，他才會有所反應。

除了以上兩種反對觀點，還有一種觀點就是：這個鴉片戰爭開端說，還存在著一種缺陷。那就是不利于歷史老師的教學。因為清朝歷史被鴉片戰爭分成兩段。講清代歷史的和講中國古代史的，一旦講到清朝中期就結束了，割斷了歷史的整體性。

所以這些學者是反對以鴉片戰爭作為近代史的開端的。

二、明清之際開端說

(一)1581年說

1581年也就是明代萬歷九年，這一年，張居正進行了改革，他推出了一條鞭法。這條鞭法隨之帶來的是：意大利利瑪竇來到中國傳教，這個也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起點。因此有學者認為，緊接著一條鞭法的確立和利瑪竇來華而來的，就是一個改革開放的歷史。因為改革開放到現在還是中國的一個重要主題，所以他們認為把1581年作為中國近代歷史的開端，這是毫無爭議的。

（二）明代隆慶帝開放說

在隆慶帝的繼位后，隆慶帝推出了一個開放措施。那就是在福建彰州設立海城縣。而且在隆慶元年就是1567年的時候，部分海禁也被開放了。在這之前明朝一直是禁海的。通過這一舉措，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從此之后，東南沿海地區的倭寇騷擾，倭患基本平息。海外貿易也跟著快速發展起來。并且這時白銀大量內流，白銀的大量內流，就標著那個時期的銀本位制基本得到確立。更重要的是，這個時期商品經濟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所以這些學者主張明代隆慶開放，才是中國近代歷史的開端。這是明代隆慶帝開放說。

(三)1644年說

1644年，清朝入關，定都北京，清王朝從此正式開始。這個年份和世界近代歷史開端年代是相吻合的。因為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是1640年。所以世界近代史就從1640年開始。因此把中國近代史定于1644年，這就非常吻合世界近代史的時間。這就是1644年說。

(四)1600年說

國外的一些學者就把1600年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我們可以從徐中約的《中國近代史》看出。他就把1600年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對此他提出了三個依據，第一個，他認為東方歷史和西方歷史的匯合，實際上就是在16世紀。16世紀17世紀，歐洲人、俄羅斯人的來臨，為19世紀西方在中國的強烈活動做好了準備工作，這個強烈活動實際上也就是西方來侵略中國。第二個是以1600年為開端，他正好是與歐洲近代開始是相吻合的。第三個是1600年到1800年兩百年間，中國內政的發展，外交的發展進程，我們可以做一個簡要的概括和探討，這對于我們理解中國近代的歷史是必不可少的。這就是明清之際開端說。

三、太平天國起義和第二次鴉片戰爭說

最后一種學說認為中國近代的開端是：以太平天國起義和第二鴉片戰爭為標志的。這個年代是1861年。因為這一年發生了很多有標志性的事件。第一個，他們認為：只有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形成了這種《北京條約》體系，才使得西方資本主義真正地侵入了中國內地。同時也因為太平天國起義，對清朝統治造成了嚴重打擊，才使得清政府，看到了西方資本主義的某些優越先進性，從而掀起了向西方學習的運動。最終清朝統治集團內部開始真正有意識的，改變固有的華夷之辯這么一個政治舊習，這么一個固有的觀念，使得當時清政府開始認真思考如何擺脫內憂外患。第二個標志性的事件是：太平天國上游重鎮安慶失守，這個安慶失守基本上可以說，它標志著太平天國的失敗。第三個就是在1861年這一年，曾國藩創辦了安慶內軍械所，這個實際上我們又可以把他看作是洋務運動的開始。當然洋務運動的開始，大規模是在19世紀60年代中期。第四個是1861年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立。通過這一個個標志性的事件，所以他們認為把1861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最好不過。

綜上所述，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有學者贊成鴉片戰爭說，有學者贊成明清之際說，還有學者贊成太平天國起義和第二次鴉片戰爭說。可以說，他們都有自己的道理。雖然沒有一個具體的結論，但是我們從他們的爭執中，可以看出歷史在這個時期確實已經踏入了近代的門檻。

中國近代史論文篇12

《論中國近代革命》

[摘要]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國人民為求民族復興，國家富強的民族 奮斗史。民族民主革命是他的主題，舊、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他的內容。回顧中國近代史，探索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歷程。

[關鍵詞]中國近代史、民族民主革命、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族主義革命。

中國的近現代發展史，是一卷被鮮血浸滿鮮血又慘遭蹂躪的長卷。中國人民飽受列強的欺壓與凌辱，深受國弱民貧的危害。鴉片戰爭的屈辱、聯軍侵華的無奈、日本擴張的悲慘遭遇??但同時，就其本質與主流上來說，中國近現代史又是中國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人民群眾為救亡圖存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英勇奮斗民族民主革命、艱苦探索的歷史。 1840年，英國發動了世界知名的鴉片戰爭，中國歷史的發展從此發生了巨大的轉折。鴉片戰爭以前中過是個獨立自主的封建國家，鴉片戰爭以后，通過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中國的主權遭到破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利用侵略特權，瘋狂地向中國傾銷商品和掠奪原料，逐漸把中國市場卷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逐步解體，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中國的社會矛盾也由階級矛盾轉化為民族矛盾，革命任務也發生變化，由反對本國的封建統治轉變為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反對本國封建統治的雙重任務的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鴉片戰爭掀開了中國近代史的第一頁，也拉開了中國革命的序幕。面對帝國主義的入侵，我們不得不拿起武器，保衛自己的祖國，實現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

中國革命的目標是爭取國家與民族的獨立和富強，革命性質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因為前后期的領導階級分別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又分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族主義革命兩個時期。

民主政治建設是一個國家實現近代化的重要內容。在我國明末清初開始出現了民主政治的啟蒙思想；鴉片戰爭后， 隨著西方政治思想的傳入， 先進的中國人開始了建立民主政治的探索， 都以失敗告終。

舊民主主義革命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社會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目的、反對外國侵略和本國封建統治的革命。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的79年，即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19世紀末20世紀初，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日益擴大，然而當時的統治者大清王朝卻對此置若罔聞，甘當“洋人的朝廷”，使得國人對清政府更加失望，國內要求變革的呼聲日益高漲。廣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爭，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洋務運動，等一系列的變法革命運動爆發，一位位愛國主義分子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民族資本主義有了初步發展， 民族資產階級登上政治舞臺。受啟蒙思想的影響， 一批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知識分子發動了救亡圖存的戊戌變法，卻慘遭清政府的屠殺。我們付出了血的代價，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樣的犧牲讓我們認識到，想通過改良的方法來救中國是行不通的。我們不能依靠清政府，而是要依靠人民大眾。于是偉大的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了世界聞名的辛亥革命，要通過武裝斗爭的方式來救中國。辛亥革命成功了，但它也是失敗的。不可否認，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勢力的代表、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統治，結束了歷史上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居住專制制度，是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但是中華民國卻錯誤地將帝國主義列強當作了朋友，孫中山先生甚至發表了《告各友邦書》，承認各個不平等條約的有效，期望換來帝國主義的支持。這充分體現了資產階級的革命性與妥協性。

盡管如此，中國的歷史通過這次革命被改變了。我國的社會性質雖然沒有改變，依舊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是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政府，為中國的未來帶來了希望。但畢竟由于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導致辛亥革命的果實被袁世凱竊取。事實證明資產階級革命道路在中國是行不通的。然而就在這時，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西主義，中國無產階級登上了歷史舞臺。中國無產階級是革命性最徹底的階級，也因為如此才能帶領中國人民實現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于是，又一批以陳獨秀、李大釗等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發動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從此無產階級知識分子走上了歷史的舞臺。

新民主主義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決定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道路在中國行不通，中國必須擁有一個新的救國陣營，有一場新的、來自于人民群眾的民主革命，這樣，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開始了！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其本質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無產階級將“三民主義”取代的革命斗爭，也是中國社會制度進步的象征。此次革命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19~1927)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并直接促成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新民主主義革命擁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此后，中國共產黨不斷發起工人暴動，反抗北洋政府統治。1924年國民黨“一大”后，國民黨與共產黨實現第一次合作，促成1926年開始的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行。1927年，在國民黨右派的破壞和中共內部右傾錯誤思想的影響下，接連出現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國民大革命宣告失敗。

第二階段(1927~1937)

這一階段被稱為“土地革命”時期。

由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開始，中國共產黨代表人民群眾打響了武裝反抗反動派的第一槍。秋收起義后，確定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開辟了以井岡山為代表的無數農村革命根據地，并成功粉碎國民黨數次“圍剿”。1933年由于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影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1934年開始工農紅軍被迫進行長征。1936年三大主力會師陜北，標志著長征的勝利結束。

在此期間，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了中國東北并虎視眈眈、不斷向南推進。中共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戰；而國民黨為了穩固政權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最終導致國土淪喪。1936年西安事變和平結局后，國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

第三階段(1937~1945)

這一階段被稱為“抗日戰爭” 時期。

以“七七事變”為起點，中國人民進入了艱苦卓絕的八年全面抗戰時期。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代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全國人民團結一心，最終打敗了日本侵略者，維護了國家的主權獨立，極大地提高了國際地位。中國在此后稱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

第四階段(1945~1949)

這一階段被稱為“解放戰爭”時期。

1945年抗戰勝利后，國共進行重慶談判，簽訂關于和平建國問題的協定（即“雙十協定”）。1946年，蔣介石撕毀雙十協定，發動內戰。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和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下，解放戰爭最終獲得勝利，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除臺灣、西藏以及港澳以外全部的大陸領土（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香港和澳門分別于1997、1999年回歸祖國）。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一個過渡性質的社會，即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中國近代史的結束，也結束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數千年來，中國的歷史是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近百年來，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又憑借堅船利炮，把中國一步步拖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的深淵。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但是卻并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的社會性質。中國人民為了自由、民主、獨立和統一整整奮斗了一個世紀，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從此，勞動人民成了新中國的主人。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標志著中國社會進入了新的時期。

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國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抵抗侵略的抗爭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打倒帝國主義以實現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義以實現人民富強的斗爭史。我們從中吸取了寶貴的經驗。

1、只有共產黨 才能救中國。中國近代以來，各階級登上歷史舞臺 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 農民階級的義和團運動還是太平天國運動失敗了 ， 地主階級的洋務運動也失敗了 資產階級維新派的戊戌變法沒有使中國富強起來 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辛亥革命也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社會性質，最終失敗

自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后 ，領導中國革命一步一步的走向勝利，最終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因此歷史時間證明，只有共產黨 才能救中國

2、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中國成立后 進行國共第一次合作 建立黃埔軍校，進行國民大革命 基本推翻北洋軍閥的統治

建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取得了紅軍長征的勝利 保存了黨和紅軍的基干力量

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七七事變后，進行國共第二次合作 ，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抗戰勝利作出重大貢獻，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勝利，推翻了國民黨反動統治，建立了新中國

3、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時間相結合 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 走人民路線中國才有希望

4、國共兩黨 合則兩利 分則兩傷 團結就是力量 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取勝的法寶 5落后就要挨打。

通過學習中國近代仁人志士對國家出路的探索，我們深刻地了解了國情，堅定了信念：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為了國家富強做出了不朽的犧牲，使我們深感肩負的重任。當代社會要求我們有開闊的眼界和博大的胸襟，又要求我們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不迷惘，不惶惑。這就要求我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便是這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 通過不斷完善自己，一定能能夠肩負起歷史賦予振興中華的神圣使命。

讓我們銘記歷史，開創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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