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供大家參考。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 一、 簡介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是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機關。

　每 5 年舉行一次， 由中央委員會召集。

　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 或者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省一級組織提出要求， 全國代表大會可以提前舉行； 如無非常情況， 不得延期舉行。

　職權是：討論和決定重大問題； 修改黨章； 選舉中央委員會、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二、 歷次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 1921. 07 上海→南湖)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 1922. 07 上海)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 1923. 06 廣州)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 1925. 01 上海)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 1927. 04 武漢)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 1928. 06 蘇聯莫斯科)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 1945. 04 延安楊家嶺)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 1956. 09 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 1969. 04 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 ( 1973. 08 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 1977. 08 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 1982. 09 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 1987. 10 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 1992. 10 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 1997. 09 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 2002. 11 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 2007. 10 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 2012. 11 北京

　三、 歷次全國黨代會和部分重要會議提要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1 年 7 月 23 日在上海開始舉行， 后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

　大會規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 ； 黨的綱領是“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 ， “承認無產階級專政， 直到階級斗爭結束” ， “廢除資本家私有制” ， 以及聯合第三國際。

　大會討論了實際工作計劃， 決定集中精力領導工人運動。黨的一大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從此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2 年 7 月在上海舉行。

　大會制定了黨在現階段的奮斗目標即黨的最低綱領：

　消除內亂， 打倒軍閥， 建設國內和平； 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 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 統一中國為真正民主共和國。大會規定黨的最終奮斗目標即最高綱領是：

　組織無產階級， 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 鏟除私有財產制度， 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

　大會制定的第一部《中國共產黨章程》 ， 對黨員條件、 黨的組織和黨的紀律等作了明確規定， 初步體現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

　黨的二大明確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 為中國革命指明了 方向。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3 年 6 月在廣州舉行。

　大會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 實現國共合作； 規定黨必須在政治上、 思想上、 組織上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大會對黨章進行了具體修改。

　黨的三大對推進國共合作開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運動具有重要作用。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5 年 1 月在上海舉行。

　大會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

　黨的四大推動了以五卅運動為標志的大革命高潮的到來。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7 年 4 月在武漢舉行。

　大會批評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但未能提出應對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的正確方針。

　黨的五大未能在大革命走向失敗的危急關頭承擔起挽救革命的責任。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8 年 6 月在蘇聯莫斯科舉行。

　大會明確中國仍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 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指出在革命遭到嚴重失敗后新的革命浪潮還沒有到來， 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

　大會對黨章進行了修改， 其中不適當地規定了中國共產黨對共產國際的隸屬關系。

　黨的六大對革命運動的復興和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古田會議：

　1929 年 12 月下旬， 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

　在福建上杭縣古田召開。

　會議認真總結了紅軍創建以來黨在同各種錯誤思想、 錯誤傾向作斗爭的過程中積累起來的豐富經驗， 統一了思想認識， 一致通過了多種決議案， 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糾正黨內錯誤思想的決議。

　這些決議案系統地解決了建黨建軍的一系列根本問題。

　決議案明確規定了紅軍的性質， 指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 ， 這個軍隊必須是服從于無產階級思想領導， 服務于人民革命斗爭和根據地建設的工具。

　這個規定， 從根本上劃清了新型人民軍隊同一切舊式軍隊的界限。

　從這個基本觀點出發， 指出軍隊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 批評了那種認為軍事和政治是對立的， 軍事不要服從政治， 或者以軍事來指揮政治的單純軍事觀點。

　古田會議決議案的中心思想是要用無產階級思想進行軍隊和黨的建設。

　 遵義會議：

　1935 年 1 月在貴州遵義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會議批評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在第五次反“圍剿” 以來軍事領導上的嚴重錯誤； 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 的

　總結的決議》 ； 決定由毛澤東、 周恩來負責軍事工作。

　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實際領導地位， 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 黨、 紅軍和中國革命， 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瓦窯堡會議：

　1935 年12 月中共中央在陜北子長縣瓦窯堡召開的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擴大會議, 即瓦窯堡會議。

　這次會議， 是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 大規模的抗日民主運動重新高漲的形勢下， 為制定正確的政治路線和革命策略而召開的。

　會議討論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等問題， 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

　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 。

　《決議》 提出目前黨的策略任務就在于發動、團結和組織全中國和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的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

　黨內那種認為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與工農聯合抗日的觀點是錯誤的， 黨內主要危險是“左” 傾關門主義。

　《決議》 提出將“工農共和國” 的口號改為“人民共和國” ， 并相應地改變了黨的若干政策。

　這次會議， 為黨領導全國人民迎接偉大的抗日戰爭奠定了政治基礎。

　洛川會議：

　1937 年 8 月中國共產黨在陜西省洛川縣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史稱洛川會議。

　會議通過了《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 ， 并根據毛澤東的提議， 通過了著名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

　洛川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歷史轉折關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

　這次會議指出了國共兩黨兩條不同的抗戰路線的原則區別， 確立了我軍在敵后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 利用游擊戰爭配合正面戰場、 開辟敵后戰場、 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任務， 正確地指導了黨和軍隊實行由國內戰爭到民族戰爭、 由正規戰到游擊戰的戰略轉變， 為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權和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礎， 指明了正確道路。

　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

　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是指 1938 年 9 月 29日至 11 月 6 日， 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全會。

　會議由張聞天主持并致開幕辭， 王稼樣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 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 《論新階段》 的報告和會議總結。

　會議總結了抗戰以來的經驗， 特別是就武裝斗爭和統一戰線問題展開了討論， 明確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戰爭中的領導地位， 確定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

　會議明確提出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和又團結又斗爭的方針， 批判了統一戰線工作中只講聯合不講斗爭的錯誤。

　會議要求全黨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 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國際經驗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環境， 堅持理論和實際相結合， 反對教條主義。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肯定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線， 為奪取抗戰勝利， 提供了思想上、 組織上的保證。

　 中共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

　是指 1944 年 5 月 21 日至 1945 年 4 月 20 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全會。

　會議討論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

　決議對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若干重大問題、 特別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以王明為代表的“左” 傾教條主義錯誤作了分析和結論， 同時， 高度評價和肯

　定了 毛澤東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方面作出的杰出貢獻， 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和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

　全會討論并通過了《中央關于城市工作的指示》 等， 要求把城市工作當作與根據地一樣的任務去完成， 同時決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員會， 彭真任主任。

　全會還討論并通過了關于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議事議程的草案， 通過了七大主席團名單草案等。

　中共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是在全黨整風運動的基礎上召開的。

　通過這次會議， 使全黨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基礎上達到了思想上、 政治上的統一。

　會議通過的主要文件， 為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作了具體和充分的準備。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在延安舉行。

　大會制定了黨的政治路線：

　“放手發動群眾， 壯大人民力量， 在我黨的領導下， 打敗日本侵略者， 解放全國人民， 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 ； 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 新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 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 總結了武裝斗爭、 統一戰線和黨的建設的經驗； 概括了黨的三大優良作風， 即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 和人民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作風， 自我批評的作風。

　黨的七大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 奠定了政治上、 思想上、 組織上的基礎。

　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

　在全國革命即將勝利之際， 1949 年 3 月 5 日至13 日， 中國共產黨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

　毛澤東主持了會議并作了報告。

　報告提出了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和組織這個勝利的各項方針； 說明了在全國勝利局面下， 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 村轉移到城市； 會議著重研究和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后， 在政治、 經濟、 外交方面應當采取的基本政策， 分析當時中國經濟成分的狀況和黨所必須采取的正確政策， 指出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 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

　全會號召在勝利面前， 全黨務必保持謙虛、 謹慎、 不驕、 不躁和艱苦奮斗的作風。

　全會規定， 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 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 街名和企業的名字， 防止對個人的歌功頌德。

　會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為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勝利作好了充分準備。

　中共七屆三中全會：

　1950 年 6 月 6 日， 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

　這是建國后中國共產黨召開的第一次中央全會。

　此次會議主要討論了國家的經濟問題， 并確定了 黨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主要任務以及所應采取的戰略和策略方針。

　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的報告。

　但更為著名的是他的另一個發言——“不要四面出擊” 。

　針對新中國剛剛建立， 立足未穩的情況， 毛澤東指出， “四面出擊， 全國緊張， 很不好。

　我們絕不可樹敵太多， 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 有所緩和， 集中力量向另一個方向進攻。

　” 黨的七屆三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范圍取得政權之后， 全黨致力于恢復國民經濟斗爭之際召開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 特別是毛澤東的講話， 為黨在這一時期的策略作了完整的闡釋。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1956 年 9 月在北京舉行。

　大會正確分析了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國內形勢， 提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 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 發展社會生產力， 把中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 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確定了政治、 經濟、 文化和外交工作的一系列方針； 提出了執政黨建設的問題，

　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 反對個人崇拜， 發展黨內民主， 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系。

　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 但由于當時黨對于全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準備不足， 沒有能夠在后來的實踐中堅持下去。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在北京舉行。

　在全會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 鄧小平發表《解放思想， 實事求是， 團結一致向前看》 的重要講話， 實際上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全會取得一系列具有決定意義的成果：

　恢復和重新確立解放思想、 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策； 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 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 恢復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 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務； 審查和解決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 提出正確對待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的方針。

　這次全會實現了建國以來黨和國家歷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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