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構建刑事及解現實需要及其意義,供大家參考。

　1 構建刑事及解現實需要及其意義

　摘要：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在漫漫歷史征程中“以和為貴”成為了中華民族的處世之道。“刑事和解”制度正是基于中華文化的傳統并結合國際刑事司法潮流而產生的。它的制度化將會為我國目前刑事司法領域的困局提供有益的幫助。

　 關鍵詞：刑事和解糾紛解決和諧制度構建

　 一、刑事和解的定義

　 “刑事和解”，亦稱被害人與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與加害人會議、當事人調停、恢復正義會商。它是一種以協商合作形式恢復原有秩序的案件解決方式，是指在犯罪發生后，經由調停人的幫助，使被害人與加害人直接商談、解決刑事糾紛，對于和解協議，由司法機關予以認可并作為對加害人刑事處罰的依據。劉守芬、李瑞生二位學者認為，“所謂刑事和解，是指犯罪行為發生后，經由司法機關的職權作用，被害人與犯罪人面對面地直接商談，促進雙方的溝通與交流，從而確定犯罪發生后的解決方案，目的是恢復犯罪人所破壞的社會關系，彌補被害人所受到的傷害，使犯罪人改過自新、復歸社會。司法機關的職權作用，可以保障和解的有效性及合法性。”具體表現為在刑事訴訟中，加害人以認罪、賠償、賠禮道歉、社區服務等方式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協議后，司法

　2 機關對加害人從輕、減輕、免除或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一種制度。

　 二、現實需要及其意義

　 目前，我國正處于司法制度的改革時期，司法領域積壓的問題比較突出，“超期羈押、牢頭獄霸”等問題的形勢還十分嚴峻。這些問題的存在，不僅嚴重損害了政府與司法機關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形象，不利于黨群、干群關系的和諧發展，也與我國司法改革的目標背道而馳。構建刑事和解制度在今天有著現實的、迫切的需要，必須加快立法進度，盡早規范刑事和解在司法中的適用。

　 （一）構建刑事和解制度是切實保護當事人利益的需要

　 黑格爾曾指出，“理性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必須尊重他人的權利和人格，法律是設計來加強和保證這種尊重的重要手段之一。”這中主體性理論在今天的中國有必要進一步發展，即不僅要切實保護被追訴人的合法權利，承認被告人在訴訟中的主體地位，也要注意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利，賦予其相應的主體地位。

　 首先，傳統的以國家追訴為標志的刑事司法模式和以監禁刑為主的刑罰制度，嚴重忽視被害人的權利，對當事人和國家都不利，一場訴訟下來是幾敗俱傷。而且，由于被害人在公訴案件中只能作為證人、以被告人對立面的身份出現，難免受到加害人和司法人員的再次傷害；“被害人在遭受犯罪

　3 侵害以后，有兩個最為迫切的愿望：一是使犯罪人盡快得到懲罰，二是盡快恢復自己所受的損失，而受害人往往更看重后者”。其次，因為傳統文化和普通群眾對犯罪人員的歧視，如果被告人罪名成立，他將一生背負著罪犯的惡名，難以重返社會，再次犯罪的風險比較高，刑罰的預防作用得不到發揮；再次，傳統的刑事司法模式，浪費了大量的司法成本。構建“刑事和解”正是當前為了克服傳統刑事司法模式的上述缺陷，切實保障刑事糾紛當事人利益的最經濟的選擇。在必要監督下，當事人雙方面對面協商、和解，達成合理具體的賠償方案，一則可以滿足被害人恢復損失、平衡心理的要求，不至于因對判決的不滿而危害社會；二則也使犯罪人有得到被害人諒解的機會，有利于在此基礎上真心悔悟、承擔責任并重返社會。

　 （二）構建刑事和解制度是節省司法資源，提高刑事糾紛解決效率的需要

　 由于當前的國際國內環境，我國各類犯罪案件大幅增加，傳統的刑事訴訟程序已不能滿足盡速結案件的目的，司法資源明顯不足。據查，桂林市兩級檢察院 2002 年至 2006 年 8月提起公訴的 22020 名被告人中，涉及未成年人及初犯、偶犯、過失犯的有 8798 人，占總數 39.95% 。對這些案件，如果司法機關嚴格依照刑事訴訟程序批捕、起訴、審判，就會耗費大量的司法資源，降低司法效率，使目前人少案多的

　4 矛盾更加尖銳，司法資源嚴重短缺的現象更加突出，另一方面，由于看守所的環境復雜，大量的過失犯、初犯、未成年犯如果被長期羈押于看守所，就極易被交叉感染，同時因為有過犯罪的印記，害怕不被社會接受，將難以回歸社會。除此之外，傳統的刑事訴訟模式忽視了被害人的主體性地位，不注意保護被害人的現實損害與補償要求，被害人難以得到賠償和恢復心理平衡，不利于緩和矛盾。構建刑事和解制度，正是為了分流那些分危害不大，影響較小的刑事案件，合理配置司法資源，減少積案，提高辦案效率與質量。

　 （三）構建刑事和解制度是預防犯罪的需要

　 我國刑法的目的是預防犯罪而非報應犯罪，而預防犯罪又表現為兩個方面，即“特殊預防”與“一般預防”。特殊預防是針對犯罪人的預防，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達到預防的目的：（1）教育、改造、矯正，盡量使其回歸社會；（2）剝奪犯罪能力，使其不能再侵害法益；（3）消滅。即以死刑將犯罪人從肉體上消滅。一般預防則主要是針對犯罪人之外的人，大致有下列對象：（1）危險分子；（2）不穩定分子；（3）被害人；（4）其他社會成員。刑事和解制度既能夠給犯罪人改過自新的機會，有利于他們回歸社會，又能夠平和被害人的心理。通過減少誘發犯罪的因素、恢復被害人的利益而防止被害人向犯罪人轉化，從而達到預防犯罪的目的。

　 （四）構建刑事和解制度是促進社會團結、建設和諧社

　5 會的需要

　 在各種反對建立刑事和解制度的觀點中，最為主要的理由是認為刑事和解“違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容易造成由于貧富導致適用刑罰不平等的可能。”而現實是，犯罪人如果被判處刑罰，他會歸責于被害人，不愿意在背負刑罰的情況下積極賠償受害人的損失，受害人也會因得不到相應的補償而更加憎恨犯罪人，法律上的正義對于受害人所受的損失而言往往是虛幻不及的。這種情況不利于社會關系的恢復，更不利于建設和諧社會。刑事和解制度的構建，正是為了解決這種矛盾，促進社會團結，通過刑事和解所搭建的平臺，一些情節輕微刑事案件的當事人可以在互諒互讓的基礎上充分闡述自己的意見，解決糾紛，恢復破裂的社會關系。我國現在提倡“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對于那些有條件實施刑事和解的情節較為輕微刑事案件，積極推進刑事和解，對于完善相關刑事立法、司法很有必要。

　 （五）構建刑事和解制度是國際輕刑化趨勢的要求

　 20 世紀 70 年代，在世界上興起了刑事司法改革的浪潮，即恢復性司法（包含刑事和解）運動。其實踐表明刑事和解是符合刑罰發展的客觀規律的。截止到 20 世紀 90 年代，恢復性司法已在歐美幾十個國家中得到了良好的發展和運用。

　 對比我國刑法體例，以死刑為代表的重刑還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刑罰的結構還有不盡如意之處，“這就是死刑過重，

　6 生刑過輕，是一種分倚重于死刑的刑罰結構，刑罰的輕重嚴重失調。”一些犯罪人一旦踏入犯罪的領域就不可能回頭了，過重刑罰沒有給他們改過自新的機會。這反而不利于刑法預防犯罪目的的實現。這也體現了我國構建刑事和解的必要性。國際上的恢復性司法運用以及我國某些地方刑事和解的成功試點都說明我國構建刑事和解具有現實可能性。

　 綜上所述，我國構建刑事和解在今天已經非常迫切，它能夠有效保障刑事糾紛當事人的合法利益和刑事被害人的主體地位。在節約司法資源、提高糾紛解決的效率，預防和減少犯罪，促進我國和諧社會的建設等方面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

　 參考文獻：

　 [ ] 來君：《論和諧社會視野下的我國刑事和解制度》，載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4 卷第二期，2008 年4 月

　 [2] 劉守芬、李瑞生：《刑事和解機制建構根據簡論》，載“人民檢察”，2006，7 月下。

　 [3] 參見陳光中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改專家建議稿與論證》，中國法制出版社 2006 年 9 月版，第 8頁。

　 作者簡介：

　 唐文娟，女，1984 年 5 月 16 日出生，四川省瀘州市人，

　7 四川大學法學院 2010 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知識產權。

推薦訪問:構建刑事及解現實需要及其意義 構建 意義 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