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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理論論文 6000 字：政治理論

　 政治理論論文 6000 字：政治理論

　論文最好能建立在平日比較注意探索的問題的基礎上，寫論文主要是反映學生對問題的思考， 詳細內容請看下文政治理論論文 6000 字。

　 對黑格爾國家哲學的超越是馬克思完成歷史唯物主義發(fā)現(xiàn)的重要關鍵點。在這一超越的理論過程中,馬克思形成了“從政治解放走向人類解放”的重要命題。這是馬克思政治哲學的第一個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個命題,同時也是歷史唯物主義早期理論史上的一個支柱性的命題。“政治解放本身還不是人類解放”(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435 頁。),只有超越政治解放,克服市民社會,使現(xiàn)實的個人同時也是類存在物的時候,才能實現(xiàn)人類解放。這一命題規(guī)定了 1844 年以后馬克思的工作中心,構成馬克思其后為中心工作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前提和基礎。同時,這一命題也為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政治實踐的歷史內涵作了說明。從此以后,社會主義政治實踐就是以實現(xiàn)對政治解放的揚棄和爭取人類解放的目標為自身的歷史規(guī)定性和主要哲學基礎。

　但是,在 20 世紀社會主義歷史上,以否定政治解放,爭取人類解放為旗幟的政治實踐卻顯現(xiàn)出難以盡言的幼稚,在一些根本性、全局性、穩(wěn)定性和長期性的問題上,屢屢出現(xiàn)悲劇式的扭曲。到 20 世紀晚期,鄧小平以不屈不撓的頑強精神展開建設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實踐努力和理論努力時,所面對的是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經驗的嚴重不足,以及至少是形式民主意義上的民主傳統(tǒng)的嚴重缺乏。在論及推進中國政治制度改革和完善的使命時(注:關于政治制度改革,1979 年鄧小平的提法是:“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發(fā)展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見《鄧小平文選》第 2 卷,第 208 頁。)在 1977 年到 1982 年間,鄧小平穩(wěn)定使用的范疇是改革和完善“政治制度”,明確要改革的是“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wěn)定性和長期性”的制度范疇。1982 年在胡耀邦所作黨的十二大報告中,以及 1983 年十二屆二中全會鄧小平的講話中,正式使用“政治體制改革”的提法。此后,中國共產黨的各種文件,鄧小平的講話和文章里,不再使用“政治制度改革”一語,對于處于復雜的國際政治格局和工業(yè)化初、中期進程中的中國來說,這一提法改變的理由是十分清楚的。至于本文的表述,將在更接近鄧小平原意的意義上主要使用“政治制度”這一范疇。),鄧小平是這樣提出問題的:

　“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tǒng)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tǒng)很少。解放以后,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tǒng)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注:《鄧小平文選》第 2 卷,第 332 頁。)

　“我們過去發(fā)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么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面,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視。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fā)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于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wěn)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

　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注:《鄧小平文選》第 2 卷,第 333 頁。)

　 在這里,鄧小平以一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的政治責任心以及一種歷史哲學家的憂思陳述著 20 世紀社會主義政治史上一個不容回避的悲劇性事實:當資本主義以“政治解放”的名義為人類政治文明所提供的成果、特別是制度成果高度成熟,而以揚棄資本主義政治文明成果為己任的社會主義政治實踐卻顯得如此的不成熟,乃至于在資本主義政治杠架中都已解決好的問題,在社會主義政治實踐中還未能解決好。面對這一事實,鄧小平給自己規(guī)定的政治實踐努力和政治理論努力的使命是,在中國建立舊中國沒有留下的、新中國建國后又沒有自覺及系統(tǒng)地建立的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政治制度,“是切實改革并完善黨和國家的制度,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促進現(xiàn)代化建設事業(yè)的順利發(fā)展。”(注:《鄧小平文選》第 2 卷,第 336 頁。)他堅定地認為,“我們的制度將一天天完善起來,它將吸收我們可以從世界各國吸收的進步因素,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注:《鄧小平文選》第 2 卷,第 337 頁。)他以毛澤東在戰(zhàn)爭年代就十分贊許他的那種“能吃夾生飯”的意志和魄力,矢志不渝地要啃下社會主義政治建設這顆遠未成熟、因而滿帶酸澀的果子,他

　堅信在社會主義中國能夠建設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這在 20 世紀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理論中,是一套具有范式革命意義的新的話語系統(tǒng),一套新的觀察和說明框架,因為此前話語體系的中心詞是階級斗爭、暴力革命、一個階級對另一階級的專政。當然,這段時間里出現(xiàn)了戈爾巴喬夫式的“公開性”、“民主化”,但那是在西方形式民主的框架中所作的論說。在馬克思政治理論史上,鄧小平的努力是獨創(chuàng)性,劃階段的。鄧小平矢志于中國這樣特殊的土地上,探索人類政治文明歷史進步的真正具有建設性價值的具體途徑,因而,也在理論上探索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視野長期未能獲得應有關切的民主政治的學理領域。

　 科萊蒂有一個看法,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缺少一個真正的政治理論”。(注:L.科萊蒂:《政治和哲學的對話》。載《新左派評論》第 86 期,1974 年 7~8 月。)這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事實,因為由馬克思所建立的“從政治解放走向人類解放”的命題,已在歷史哲學的層面上完成了對資產階級政治革命--政治解放的批判,已在根本上建立起馬克思政治學、政治哲學的完整的論證邏輯。但是,我們也不能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除了階級斗爭、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而

　外,在民主政治、法治、平等、自由等權利體系中的諸范疇,長期處于馬克思主義者們的理論視野之外,或以一種抽象、籠統(tǒng)的“已完成批判”的理由,以一種盲目自大的理論奢侈而棄之不顧。如果我們借用列寧的一種表述方法,把馬克思所建立的“從政治解放走向人類解放”的完整的話語體系作為大寫字母的政治學理論,那么,在民主政治、法治、平等、自由等權利體系中的諸范疇觀察則是小寫字母的政治學理論。經過這樣的分析,我們就不能不承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馬克思主義有一個大寫字母的政治學體系,但長期缺少一個小寫字母的政治學傳統(tǒng)。

　 在蘇聯(lián)東歐政治劇變的時候,哈貝馬斯寫了一篇反思性的長文,其中認為,馬克思主義缺乏一個令人滿意的法學傳統(tǒng),是左派要記取的最重要教訓之一。而海爾布隆納早就有這樣的看法:社會主義國家在諸如“自由”這樣的主要戰(zhàn)場上“打了敗仗”(注:R.L.海爾布隆納:《馬克思主義:贊成與反對》,中國社會科學院情報研究所 1982 年版,第 110 頁。)。不得不承認 20 世紀后期社會主義遇到嚴重挫折,而挫折的一些重要原因不能不說與哈貝馬斯所說的“法學傳統(tǒng)”的缺乏有關。歷史實踐給我們提供了反思的豐富材料。問題應該這樣看,如果在大寫字母的含義上來談論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傳統(tǒng),那么哈貝馬斯的看法未必中肯;如果在小寫字母的

　含義上談論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和法的理論傳統(tǒng),那么不能不承認哈貝馬斯的看法實屬無可厚非。而且還應該補充說,20世紀社會主義實踐中展開馬克思“從政治解放走向人類解放”這一命題的努力,與馬克思這一命題的本質內涵在許多方面發(fā)生了大的偏離。在不少時候,理論被幼稚甚至野蠻地扭曲,陷于悲劇式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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