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論文感受,供大家參考。
新公共管理理論基礎就是經濟學理論與私營企業管理辦法。
新制度經濟學包括：交易成本分析和委托-代理理論 交易成本就是商品和服務從一方轉移到另一方。另一方支付款項所需要的成本。隨著交易性質和組織結構不同而不同；交易總是在交易成本最低的組織機構中進行（科斯）；
委托-代理理論則是委托人存在選擇合理代理人以及監督代理人存在信息成本，如果不能完全掌握代理人的能力，則容易造成逆向選擇； 代理人與委托人存在利益沖突，目標不同，如果代理人占據信息優勢，則容易造成機會主義行為，道德風險。
公共部門在運用委托-代理理論最大的困難就是存在多個委托人，選舉人與選舉代表，選舉代表與行政機構，行政機構的上下級等，都存在不同的目的。
代理理論關注的是代理人的選擇和激勵, 而交易成本理論則主要關注開展各種交易的最優管理結構,即對在不同的政府管理結構下,計劃、調整以及監控任務完成情況的比較成本進行考察。
交易成本理論同代理理論一樣, 也假定委托人和代理人即交易雙方都會設法尋求自我利益。而雙方能否謀取私利則取決于一系列的結構條件和環境因素, 包括不確定性程度(如缺乏完備的信息、 組織績效難以測量、對交易另一方的可靠性缺乏信心等); 信息失衡狀況;交易雙方是否擁有別人所沒有的或很難擁有的特異性資產以及這種資產的特異性程度; 在某一領域是否存在少數議價的情況, 即潛在的買方或賣方很少, 因而在討價還價時由于缺乏競爭而占有優勢。
這些條件和因素直接影響到哪些公共服務可以利 用市場機制,而哪些領域的公共服務利用傳統的 等級制的官方機構更好。
具體地說,當提供服務者行為的不確定性低、所需的物品或服務的數量和質量易于衡量、潛在的供應商數量多時,將公共服務承包出去最好,如垃圾回收、衛生清掃、伙食供應之類的事務;而若條件相反,特別是當保持所供物品或服務的質量特別重要時,由政府內部機構提供則會更好,如國防、外交、警察等領域的事務。。
新公共管理：20 世紀 70 年代（信息技術，財政負擔，政府機構人浮于事機構臃腫官員腐敗）
1. 改變政府與公民之間關系，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機構，應該按照顧客需求來提高公共服務和產品； 2. 政府內部改變等級官僚制，采用私營企業管理辦法，分權； 3. 提高政府績效，由注重遵守規章制度向更加注重政府結果績效； 4. 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政府選擇合適的私營機構或者非營利組織來提供公共服務，一方面減少政府財政負擔，將資金投入到更加緊急的領域；另一方面通過競爭來提高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的質量水平； 5. 正式行政與政治關系，不可能完全政治中立；
反思：賀東航. 國家部門在某些領域應該收斂，但是在其他領域卻必須強化。比如應該像鄭永年所言，應該區分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教育和醫療等社會領域應該由政府行政來主導改革，不應該逃避政府應該承擔的責任。
里根政府根據公共選擇學派理論在全國范圍內掀起政府功能私有化和削減政府機構浪潮，比較典型例子就是嘗試用市場化私有化方法來解決中小學教育質量和醫療衛生問題，結果導致同一學校兒童就會因為父母收入水平不同而得到不同質量的教育和輔導；在醫療衛生市場化
中，美國成為醫療衛生花費最高的國家之一，中下層人民都得不到適當的醫療服務和醫療保險。
既要繼續解決政治-行政不分的老問題，又要提升行政管理人員的政治責任感，防止發生偏離政治目標的行政行為。我國的政治-行政不分問題，集中表現在黨政不分現象，執政黨的政治權力與政府的行政權力沒有明確分離，執政黨過多地介入政府的行政事務，形成所謂“二元行政”的獨特結構。我們要從制度和法律入手，明確而嚴格地規定黨和政府各自的權力范圍和相應責任，切實保障黨政分開的順利進行。在政治-行政二分的體制中，由于行政官員僅僅埋頭于行政事務，故存在淡化政治責任的內在趨勢。西方的新公共管理運動之所以要否定政治-行政二分法，是因為政治與行政在管理實踐中實際上不可能完全分離，所以要明確行政官員的政治責任。我國的政治制度要求行政官員承擔一定的政治責任，忽視政治責任的行政行為有可能影響大局的穩定，因此，在從制度與法律層面推進黨政分開的同時，必須提升行政管理人員的政治責任感，以防止發生與政治目標相背離的行政行為。
阿香作業：
理性人與經濟人：經濟人具有物質利益最大化傾向，這和現實中的社會人相距甚遠，一些學者拒絕使用這個概念，同經濟人相比，理性人更有可能受到利他主義、信息不確定性等因素的影響，因此，在奧爾森著作中，他使用的概念是理性人而不是經濟人。
奧爾森研究方法源于經濟學，以公共選擇理論的早期發展為條件，唐斯、布坎南等公共選擇理論家主要關注選舉和立法過程等政治問題，他將此方法延伸至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以外的社會領域，提出具有普遍性的理性參與理論。
奧爾森理論還表明個人理性走向集體理性，是一個強迫的過程，也就是制度化的過程。激勵和強迫，是約束自利的個人為公共物品提供保障的制度特征，也暗示了制度起源的過程。
團體的異質性是在團體規模相同，影響集體公共物品產生的關鍵條件，個體份額接近的團體中，公共物品的供給狀況要差于個體份額差異較大的團體。因為個體份額差異大的團體中，那些大份額的成員更有可能接近效益獨占狀態，因此具有較高的積極性為集體公共物品生產做出貢獻。但是，在團體中，成本的負擔分配不合比例，份額較大的個體負擔較多的費用，但是在公共物品消費時候又是個體均等的，所以存在“以弱凌強”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