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2022年企業文化-解析日本企業文化,供大家參考。
企業文化-解析日本企業文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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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文化-解析日本企業文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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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傳統心理對其企業文化的影響
1、渴望成為強者的心理
基于傳統的生存的危機感和憂患意識，日本民族特別渴望成為強者、成功者(而這里的強者、能者往往是指包括自己在內的成功的團體、民族),崇拜強者、能者,而鄙視弱者和無能者。[10]１853年美國艦隊轟開了當時較落后的日本國門，日本人并不把它當作一種恥辱，反而拜美國為師,吸收西洋文化,終于在１868年發生明治維新的劃時代變革。[11］這種源自危機憂患意識的渴望成為強者的心理意識已深深淀積在他們先祖們的血脈之中,代代相傳,已成為一種民族特有的心理。這種心理使日本民族成為一個敢于開拓冒險、勇于創新、奮發圖強、自強不息的民族。日本企業無法例外地秉承了這種民族心理,使它們無時無刻都在尋找成功的機遇,敢打敢拼，百折不撓，善于學習吸收別國先進的為我所用的優點和長處,無論世界哪個角落，一旦有新思想、新技術出現，它總是不惜代價，甚至不擇手段搜羅回來,使自己的不斷強大,立于不敗之地。
這種意識反映到企業戰略上則是寧可容許企業發生赤字,也不能將市場占有率讓給競爭對手。即使在銷售額下降的情況下，仍然加大投資、擴大生產能力、增加銷售網點、加強促銷活動，保持企業繼續上升的勢頭，無論如何也不能把市場占有率讓給對手。在他們看來,如果不能超過競爭對手,就會逐漸被淘汰出局。這做就了他們知難而進的強者性格和要么徹底失敗，要么大獲成功的冒險精神和命運！
有人說:“這種傳統民族心理發展到極處，則表現為活著就要在競爭中勝出,成為強者、成功者，一但失敗,則去跳樓自殺吧，無人會可憐一個失敗者，日本民族是一個容不得失敗的民族。”[１2］雖然,日本的自殺率較高,一些文學作品流露著欣賞死亡的審美傾向。但是,對于日本絕大數人來說,是不存在如此極端的心理的。
2、務實心理
亦基于傳統生存的危機意識，日本人特別地務實。他們不喜歡思辯的、形而上的思考,而傾向于事實、現象、經驗、實證的思維方式,形成了如后面所提到的“即物主義”性格。［13]
現代的日本人，在經濟上有總體規劃，又尊重經濟規律,讓激情與想象的熱流注入客觀規律的模子,澆鑄出切實的產品,而不是恣意妄為及以主觀想象的方式從事經濟建設。他們務實求真,不尚空談,不玩花架子,不搞自欺欺人的把戲，老老實實以辛勞和智慧來培植理想之花，因而能創造奇跡。這與我們曾經崇尚虛榮浮夸、好大喜功和自我麻痹的國民性格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兩個民族從戰爭的廢墟上同時起步，幾十年后,一個做到上天，一個卻在經濟面臨崩潰中重新討論真理的標準問題……
３、“忠”、“和”心理
“忠”:現代的日本人已把傳統的效忠天皇、效忠國家這一民族價值觀具體轉化成對關系個人生存的企業的效忠。每個成員都把企業當成自己的歸宿，為企業貢獻自己的青春才華，他們往往自愿超時工作，任勞任怨，鞠躬盡瘁,許多員工都罹患疲勞綜合癥。都是為了回報企業對自己的知遇之恩!
“和”:絕大多數日本管理者都是緘默、含蓄、安靜、內向和以他人為中心,為了所有企業成員保持一致和合作,管理者往往以這種“和”作為管理方式，導致不斷的討論和妥協,以成就企業各方面利益的平衡和諧。
三、日本宗教對企業文化的影響
在5世紀前后，我國的儒家思想就開始傳入日本。儒家思想中的“仁、義、禮、忠、信、智、孝、和、愛、恭、儉、忍、讓”等倫理思想,在日本這樣一個具有強烈危機感和憂患意識因而崇拜強者的民族中,并不是全部都能在日本生根發枝，被日本人民全部接受。更沒有讓儒家學說居獨尊的地位,而是允許不同學術流派和不同宗教并存。日本的宗教是一種以儒教、佛教及其本民族神道等多元共存的思想體系。
日本人不喜歡思辯的、形上學的思考,而傾向于事實、現象、經驗、實證的思維方式——日本文化的“即物主義”性格。[1４]
“儒家思想中處于最重要地位的‘仁’被徹底排斥于日本人的倫理體系之外”。［１5]
又如，儒家思想中不能說沒有“誠”,《中庸》說:“誠者，自誠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但卻沒有對中華民族后人產生強烈的影響和以致形成以“誠”為中心的思想體系，反而教人詭謀、奸詐的三十六計能滲透到人的靈魂之中。然而，在日本江戶時代后期,以“誠”為中心的倫理說成為主流……日本儒學中逐漸居于主流地位的是以“誠”為中心的倫理思想。[16］這種文化為日后日本企業的發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我們因為沒有發育“誠”文化，缺乏“誠信”是我國市場經濟難以規范的根本原因，至使今天我們的社會(包括企業)為此付出并將繼續付出沉重的代價。
日本主要接受了儒家的“忠”、“和”思想。
直到十九世紀中葉，美國的炮艦轟開日本的國門和在18６8年明治維新之后,雖然西方的文化和價值觀也涌進了日本，但是日本并不是以完全徹底否定歷史和過去的態度發展資本主義，仍然繼承和保留了封建時代的文化和價值觀，以天皇為中心的忠君愛國的觀念深深地植根于每一國民心中,即使在二戰戰敗之后,日本也不允許盟國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強烈要求將天皇制繼續保存下去，天皇仍是國民崇拜的偶像，天皇是凝聚全民族的核心。可見,“忠”已深深淀積在日本國民的骨髓之中。
然而,時至今天,皇室,早已不能干預政治了，只能在民間、外交從事一些儀式性活動而已。日本人已成功地把效忠天皇的觀念轉化為效忠企業的觀念。
“忠”，使日本企業中的“終身雇傭制”能得以實行，使員工對企業有著極高的忠誠,在日本企業,如果某個人為滿足自己利益而跳槽,是會備受人們的責備和歧視的,人們對這種“不忠”之人噓之以鼻,不愿與其為伍。(這與西方的價值觀全然不同。）而員工的利益則要視企業的效益及工齡而定,日本企業普遍盛行“年功序列制”，即薪酬隨工齡的增加而增加,在企業中干得越長，薪酬越高;企業的效益越好,薪酬越高。這樣使員工對企業的忠誠與企業對員工的高度負責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統一體,形成了終身榮辱與共、同舟共濟的關系。
“和”，則從觀念上保證了員工在企業中與他人合作,和諧相處,使日本企業減少人際關系的內耗,提高企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成為日本企業高效能團隊的精神的主導和聯系紐帶。
此外，在企業的經營哲學中，還融入了佛教中的“經世濟眾”、“虔誠感恩”等宗教思想。他們絕不會將“賺取利潤”這個任何企業都必須達到的目標放在首位，相反，他們更多是強調企業的責任、強調企業對社會、國家乃至全人類所負的責任。(這一點是含有對政府的扶持的感激因素，將在后面第五點中詳述）如豐田公司社訓第1條是：“上下同心協力，以至誠從事業務的開拓,以產業的成果報效國家”；
日本TDK公司精神:“創造:為世界文化產業做貢獻”；
松下電器公司把“產業為國”放在第一位;豐田汽車公司就明確提出:“尊崇神佛,心存感激,為報恩感謝而生活。”[17］正是這種崇高的責任、“感激”“報恩”思想，使企業員工的奉獻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工作已不單單是滿足個人物質生活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能給員工這種精神上的滿足。由于日本宗教信仰上的多元體系和兼容性，日本員工對企業這種充滿宗教色彩的管理思想也容易接受。宗教本身就是民族文化內容的重要組成部份。
四、日本歷史對日本文化乃至企業文化的影響
站在對企業文化的影響角度，我從3個重大轉折期去分析日本的歷史對日本文化的構成及影響。
1、大化革新[１8]。
公元７世紀，日本人發生了“大化革新”,全力模仿和學習中國唐代文化,包括建立了中國式的中央集權制的國家制度和相應的戶籍制。中國儒家文化流傳日本，對日本文化影響深遠(將在另一節“日本宗教”中詳述）。中國的這一套制度和文化經過千多年的興衰演變，始終無法使自己的國家走向強大，相反,卻使自己的國家不斷走向積弱和不堪外強一擊，同樣,受這種制度和文化影響的日本,在1８53年受美國轟打之前是一個落后的、封閉保守的***＊國家。
2、明治維新[１9]。
日本的脫胎換骨，走向富強，許多史學家認為從明治維新開始,然而,我認為應從18５3年開始。這一年，美國艦隊突然轟闖日本東京灣,日本根本就毫無任何還手的能力。美國要求日本通商，一年后,日本簡直就無能抵抗就屈服了，與美國簽訂了在中國人看來是喪權辱國的《神奈川條約》，從此，鎖國時代結束，門戶大開。八年后，英**＊*艦炮轟鹿兒島,也來掠奪瓜分,日本跟中國一樣,受到到巨艦大炮的欺辱。所不同的是日本人終于知道自己的積弱，轉而自覺向這些“強盜”者學習,決心發奮圖強,而不是如何“報仇雪恥”,不是在阿Ｑ式盲目自大中談民族強****，日本也就從這時候開始了真正走向強大了，這是劃時代歷史性的轉折。
六年后,即18６8年,也即中國的太平天國滅亡之后第四年，也即清皇朝正處于風雨飄搖的同治皇帝統治時期,中國飽受了西方列強鴉片之害和瓜分割讓之痛。在日本,明治天皇即位,下令變法，這就是歷史上使全世界嘆為奇跡的“明治維新”。其最大的特點是:吸收西洋文化,實行資本主義“文明開發”改革,以西方的工業文明漸漸代替了以往落后的農耕文明。而工業文明的標志是工廠企業的出現和壯大。只短短的數年,日本就從荒陋落后狀態之中,一躍而成為一個完全嶄新的現代化的年輕國家。明治維新為日本企業的發育和發展掃平小農觀念及機制上的障礙,使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實行西方式政治和經濟現代化的國家,并且迅速躋身于世界強國之列。
在中國，同治讓中國繼續走向衰落;在日本，明治讓日本迅速走向強大。但是他們有一點是相同的:都是實行****的中央集權統治，整個國家的命運仍掌控在皇帝或天皇個人的手里，并培養了“忠君”的臣民。只不過存在程度上的差別而已。這時候，＊***的強大起來的日本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
有人說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是基于封建殘余力量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依然滲透。但我認為,其中并不能排除基于生存危機感的生存空間擴張和資源需求的必然選擇。在當時,有哪一個強國沒有干過戰爭掠奪的勾當！有哪一個強國海外沒有殖民地！可以說，列強都是靠掠奪殖民地財富來完成工業化的原始積累的。在當時的生產力狀況下,日本只能靠武力去爭取他們想要的東西。正因為如此，才有了二戰及二戰之后的日本。
3、二戰之后[２０]：１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投降，兩顆原子彈在本土爆炸使數十萬人喪生，100多個城市夷為平地，近千萬人流離失所……
日本政府和國民都必須面對戰敗這一現實，而不得不思考日本未來何在？明治維新贏得的第一次崛起以失敗告終,也必然使日本民族認真思考和縝密選擇如何實現日本民族的第二次崛起!企業文化正好滿足了這一民族心態的需要。
二戰之后,美國支持日本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民主化改革，包括修改憲法、解散財閥、改革農地等,以資產階級立憲君主制代替了明治維新以后建立起來的具有濃厚**＊*主義色彩的近代天皇制度，實行議會制。
正因為社會的穩定和民主化的政治體制,使日本抓住了國際市場的一系列機遇，包括承接歐美梯度轉移的制造業、為美朝戰爭中美國供應物資等等,從此日本經濟迅速恢復和飛速發展。
二戰使日本意識到不可能靠武力去謀求生存和發展,迫使日本選擇另一條發展之路——經濟全球化之路。
佛格爾《日本第一》中提到戰后日本企業文化的觀念**＊*[2１],我覺得是很恰當的，歸納如下4點：
(1）把效忠天皇的觀念轉化為效忠企業的觀念。
（2）把軍事武士道精神轉化為企業武士道精神。培養了一大批敢打敢拼的企業家。
(3)吸收各民族文化之長,建立了日本的合金文化。推行反求工程、創新工程,即把各國同一產品的優點、缺點列出來，然后集優優于一身。兼收并蓄、為我所用。
（4)把生存理性主義的急功近利轉化為求生存、謀發展的文化。按今天的話來說，亦即建立了可持續發展的長遠戰略機制和規劃。表現在具體上就是用教育培訓和科學技術推動企業的發展。
五、戰后日本政府與日本企業的關系
二戰之后，以吉田茂為首的首屆政府制定了“傾斜生產方式”這一重大決策，優先發展海陸運輸、煤炭、鋼鐵、化肥等產業,設立了復興金融公庫,從材料、資金等各方面扶持重點產業企業。此后數屆日本政府均沿襲這一政策。事實證明日本經濟的恢復與迅速起飛，離不開這個廉正、高效的服務型政府。
日本政府早在50年代之初，就大力扶植本國企業適應生產國際化和實現資本國際化,以汽車和電子產品為先導，加緊向國外市場擴張，在發達的歐美國家建跨國公司,積極參與他國的資源再分配。日本政府給跨國公司對外投資提供出口信貸,由國家給予擔保。在稅收和財政上,政府提供優惠政策，甚至由政府直接參加跨國公司的國外投資活動，由政府扶植的日本跨國公司從195１年開始對外直接投資，到198６年時投資累計已超過10００億美元。到九十年代初，日本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僅次于美國和英國,居世界第三位，使日本的跨國公司遍布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并以技術領先優勢,質高價廉和良好的售后服務的優勢，形成了在國際市場獨具的競爭優勢。[２2]
日本鐵礦石儲量微不足道，但１987年,日本生產的粗鋼卻達９8５0萬噸，產量位居世界第二位(僅次當時的蘇聯）,之后一直遙遙領先。日本鋼鐵工業創造的這一奇跡完全是在日本政府的扶植下依靠補償貿易,利用進口澳大利亞高品鐵礦砂來發展本國鋼鐵工業才得以實現的。日本企業填海造地興建的技術世界頂尖的輕津鋼鐵廠，也完全由政府扶植的。[2３]
日本政府從政治、法律、財力等方面為企業發展提供服務,致使日本企業可以迅速成長和強大。這除了為企業文化建設提供外部環境,這亦直接影響了日本的企業文化。
“國家”，除了地域的概念,更是一個社會管理組織的概念，“政府”代表著“國家”。
中國企業與日本企業同樣是同時從戰爭的廢墟上起步,但所走出的軌跡卻天壤之別，關鍵在于政府體制。事實證明，只有廉正、高效、務實的服務型政府，才有企業的強大和國家的強盛。
注 釋:
[1]《世界地圖冊》，中國地圖出版社１990年1２月第2版
[２]《國際貿易》,對外貿易教育出版社１９91年4月第1版
［3]威廉·大內《Z理論——美國企業界怎樣迎接日本的挑戰》中譯本，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是“國外經濟管理名著叢書”中的一種。
［4](日）吉田茂《十年回憶》第三卷,世界知識出版社。
[５]張聯芳主編《世界史通俗演義》世界知識出版社１９９６年8月版
[6］郭咸剛《西方管理學說史》中國經濟出版社20０3年８月第1版
［7]郭咸剛《西方管理學說史》中國經濟出版社2０0３年8月第1版
[8］詹姆斯·C·艾伯倫,喬治·斯陶克《企業巨子》1９92年版
[９]
[10］佛格爾著 黃景自譯《日本第一》臺灣金文圖書有限公司１981年３月出版
［1１］張聯芳主編《世界史通俗演義》世界知識出版社1９96年８月版
［1２］資料來自清華大學劉紅松教授2０0４年8月２0日在廣州天河稅務局為清華ＣEO廣州班的講課。
[13]（日)源了圓:《文化和人的形成》第一法規19８3年版,第75頁
[１4]（日)源了圓:《文化和人的形成》第一法規１983年版,第75頁
[15](日)本尼迪克《菊花與刀》中譯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８７年版，第10０—101頁
[16］《論語·大學·中庸》，山西古籍出版社20０3年１月第一版
[17]
[18]見《世界通史·第二卷》第60頁,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
［19]見《世界通史·第二卷》第５0頁,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
[20]見《世界通史·第三卷》第76—7７頁，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
[21]佛格爾著 黃景自譯《日本第一》臺灣金文圖書有限公司１98１年3月出版
[2２]《國際貿易》，對外貿易教育出版社19９1年4月第一版
［23]《國際貿易》,對外貿易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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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２6 0.８125 0.８190 2.基本發現
（1)中國企業FDI的基本狀況。
表3 1８家企業ＦDI的基本狀況
企業數比例（%)
企業規模 76.9(＜1０0萬美元) 23.1(>1０0萬美元）
投資地區 7０.6(發展中國家和地區) 2９.4(發達國家)
國際化經驗 78.6(１個海外企業) 21.4(＞３個海外企業)
產權結構 50（獨資) 5０(合資)
企業戰略 66．7(非貿易導向型) 33.3(貿易導向型)
從表３反映出的１８家上海企業的基本狀況看,合資和獨資企業各半，未能看出企業對某 種產權模式的傾向性。在投資規模方面,企業的平均資本額為87萬美元。這一數據基本 反映出中國企業FDI的規模水平。據統計,目前90％的海外中資企業規模不到1０0萬美元 ，不僅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60０萬美元),而且也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投資規模(450 萬美元),甚至低于東歐14０萬美元的水平。這說明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仍處在初期階段 。從投資地區看，18個企業的投資分散在9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 投資占了投資企業總數的7０%多,并主要集中在泰國、中國香港特區和南非；
對發達國 家的投資中,美國占到投資企業數的６0%。這些資料表明,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地區 的選擇具有較強的傾向性，主要集中在投資環境優越(美國)、投資環境相似（中國香港 特區、泰國)、和投資環境寬松(南非)的國家和地區。
表4 不同因素對多元與獨占產權選擇影響的差異分析
變量 合資(Ｎ = 9） 獨資（N = 9) Ｆ值 MＡＮOVA
企業優勢 2.00０ 3.２２2２ 8.５６６*** ４.０22*
環境不確定性
政策變動性 2.44４4 3．83３３ 6.112** １．959
市場差異性 2.3888 2.5556 ０.128 0.005
貿易導向戰略 ２２.86% ３6.６3% 0.４3２ 0.９４0
國際化經驗 1.0000 1.８300 5.91１*＊ 5.106*
＊:p<0.1 ＊＊:ｐ<0.05 ***:p＜0．01(以下同)
(2)假設檢驗。
首先我們通過均值比較和MANOVＡ分析方法檢驗了合資與獨資兩類企業對環境不確定性 、企業優勢、企業戰略和國際化經營這4個因素的評價是否存在差異性。表4概括了６個 變量的F檢驗和ＭANOVA分析的結果。
表4顯示，企業優勢、政策動向和國際化經驗３個變量的均值比較都有統計上的顯著性 差異,但在MＡNOVA檢驗中，政策動向變量未發現有統計上的顯著性。值得注意的是，表 中的任何一個變量其反映獨資企業的均值都要高于合資企業的均值。這一跡象在一定程 度上證實了部分假設的成立。
雖然均值比較和方差分析給出的結果與本文的某些假說是一致的,但為了進一步證實 上述假設,我們仍有必要建立一個Logiｓtiｃ回歸模型進行綜合和進一步的考察。這一方 法能夠控制住有其它因素差異所引起的變化。
回歸模型的設定如下：
Ln[ｐ/(１ - p)] = β[,0] + β［,１］（FA) + β[,2](CＨN) ＋ β[,3](DIV) + β［,4]
(STR) + β[，５](EＸＰ)
式中，β[，i]是回歸系數,p為獨資型所有權結構的可能性。表5給出了Logisｔiｃ回歸模型的估計結果。
表5 Loｇiｓtｉc回歸估計結果
變量 系數估計
企業優勢 ３.023４*
政策變動性 ２.63７5*
市場差異性 0．1７0６
出口戰略 -.9９8２
國際化經驗 9.721８
-2Lｏｇ Likｅｌiｈｏod: 11.295
Gooｄｎess of Fｉt: 11.８３9
Mｏdel Chi-ｓquare: 13．6５8***
R[2］: 0.７0９
Ｃoｒreｃｔｎｅｓｓ: 8３．33%
檢驗顯示，整個模型的擬合度為０.709，分類正確率達到8３.８8%，模型置信水平小于1% 。企業優勢和政策動向兩個變量的統計結果有顯著性，系數估計值均為正數。這兩個結 果與假設1和假設2的預期是一致的,即企業有事和當地國政策變動性與獨資型所有權結 構有很強正相關性。貿易導向戰略和國際化經驗兩個變量雖然未通過檢驗，但其系數估 計值都為正數,與假設4和假設5預期的方向是一致的。市場差異性沒有通過檢驗,表明 環境差異性對中國企業產權形式沒有重要影響。這一結果與表3給出的1８家上海企業FDI 投資地區的基本狀況具有一致性,中國企業偏好投資環境優越和相似的國家與地區,這 種偏好使得環境差異因素不構成企業產權結構抉擇的重要參數。
對本文第二個問題的檢驗，即產權結構與經營績效之間的關系,我們采用了MＡNＯVＡ的 分析方法。我們前面假設如果能夠很好地適應上述幾種因素的產權結構將有助于改善和 提高經營績效。當環境不確定性高、企業優勢強時，企業采用獨占產權結構,反之,宜 采用多元產權結構。同樣以獨資與合資表示兩種產權模式的獨立變量,以企業短期和長 期績效兩個變量表示因變量。分析結果如表6,結果顯示：無論是構成短期績效變量的２ 個計量項目“市場份額的擴大”和“銷售額的增長”,還是構成長期績效的2個測量項 目“戰略實現”和“企業成長”，統計結果均呈顯著性;并且，獨資企業的兩類指標均 值都大于合資企業。根據假設1和假設２與獨資企業具有正相關性的檢驗結果,以及國際 化經驗系數估計值與假設5預期的一致性,說明假設6所預期的產權結構與企業經營績效 之間的因果關系成立,由此假設６獲得了實證檢驗的支持。
表６ 合資與獨資企業績效的均值比較
合資 獨資 Ｆ值
成果變量 N = ９ Ｎ ＝ 9
市場績效 2．056６ ３.05６6 6.028**
企業成長 2.5000 3．６66７ ６.756＊＊
MAＮOVA結果：
Wｉlks'Laｍbｄa: 15.０00 Ｆ = 4.806 P＜0.０５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獨資企業還是合資企業，構成企業成長變量的兩個計量項目“ 投資戰略實現程度”、“企業發展”都獲得了最高的評價，前者分別為３.666７（獨資)和 2.５556(合資),后者分別為3.6667(獨資)和2.4444(合資);而構成市場績效變量的兩個 計量項目“銷售增長”、“市場份額”的評價值都較低,前者分別為３.4４44(獨資)和2． 3333(合資),后者分別為2.6667(獨資)和1．7778(合資)。其中“市場份額”均值最低。
這一結果使我們看到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初期階段的特征，中國企業現階段對外直 接投資仍處在學習、了解和熟悉的試探性階段,企業對經營績效的評價更看重企業在國 際市場的未來發展。從投資動機的１0個問項的調查反饋信息也可以看到這一特征(表7） 。從平均值的統計結果看,為未來市場擴大而“建立戰略性前哨陣地”的投資動機的平 均值列為首位。
表７ １８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
投資動機 平均值
建立戰略性前哨陣地 4.3899
獲得國際經營的經驗 4.２２22
增強企業國際競爭地位 3．8889
直接參與全球競爭 3．８3３３
3.６667
提高企業國際市場份額 ３．５00０
提高企業銷售額 ３.4４44
保持產品的獨特形象 3.33３3
發展全球資源基地 3.166７
保持產品的高質量標準 2.8３33
注:本問卷調查采用５等級評分法，1為最弱,5為最強。
四、結論與建議
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產權結構選擇這一課題所要討論的問題是，如何通過合適的產權結 構安排來改善和提高FＤI績效。無論從成本效率還是競爭優勢角度解釋產權結構模式, 最終目標都是為了實現投資績效的優化。本文利用20０2年１0月對從事FＤＩ的上海企業進 行問卷調查所得到的資料進行了實證分析。估計出來的經驗結果證實了一部分的假設。
資料顯示,企業優勢和東道國外資、外匯等政策動向對企業產權結構安排有很強的影響 作用，與獨占產權結構呈正相關性,即企業優勢越強、東道國政策變動越不可預見,企 業越可能趨向于產權集中。這些結果與對發達國家企業FDI研究得到的結果甚為一致。
這說明，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在FDI中,企業都會面臨相同的問題,即如 何有效地使用并很好地保護企業優勢和回避環境風險。實證檢驗沒有通過對市場差異性 、貿易導向戰略和企業國際化經驗的假設。這意味著市場差異性、貿易導向戰略和企業 國際化經驗對中國企業產權結構安排不相關。聯系MANＯＶA的檢驗結果，可以發現，通過 檢驗的二個變量對產權結構安排影響程度最強的是企業優勢,其次為政策動向。這與本 文的總體假設基本上是一致的。
本文實證分析所提供的重要啟示有：
首先,本文所發現的企業優勢對產權結構安排很強的影響作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肯定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在FDI中，企業在資本、技術、管理、商標等方面 擁有的優勢都形成對企業產權結構安排最重要的考慮因素之一。盡管發展中國家企業擁 有的FDＩ優勢從目前來看,在內容上和程度上與發達國家相比有相當的差距,但是對特 定的投資對象國來說,發展中國家企業仍然具有某種程度的相對優勢,例如適應東道國 市場的特殊產品,適應性技術和小規模技術等。因此,可以預料，隨著中國企業在國際 競爭中優勢的增強，企業采用獨資經營方式的比例會趨向提高。
其次,當東道國的外資、外匯等政策的非連續性或不可預見的可能性比較大的情形下 ，企業會集中產權來回避政策風險，包括因政策變動而引起的合資糾紛和為解決這些糾 紛所付出的交易費用。市場差異性沒有構成影響因素這一結果可以理解為，市場差異性 表現為硬投資環境,政策構成軟投資環境。硬環境相對軟環境容易了解、把握,軟環境 的人為性、易變性更強。因而,企業對政策動向的敏感程度大于對市場差異的程度。企 業可以在實際運作過程中逐漸認識市場，克服市場差異性帶來的障礙，而政策的無序變 動則會使企業產生無所適從的困惑。因此，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中,東道國政策及其動 向更應該成為企業投資關注的焦點。
第三，本文建立的概念性因果關系模型被實證檢驗成立，這一檢驗結果給從事FDI的企 業提供了選擇產權結構的一般指導原則，即產權的集中或分散本質上是對在多重因素約 束下的一種“適應性”反映，這種適應性反映有助于企業經營業績的提高。
迄今為止,對ＦＤI條件下企業產權結構的大部分研究以發達國家為對象，本文以中國企 業為考察對象，這對入世以后的中國企業抓住機遇，加快“走出去”步伐,有效地開展 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是非常及時和有意義的。需要說明的是,本文采用的調查資料僅限于 上海部分對外資直接投資企業，資料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難免會使研究結果的一般化 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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