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黨史黨課講稿（全文完整）,供大家參考。
黨史黨課講稿
——共產黨成立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五四運動前后，中國先進分子從巴黎和會所給予的實際教訓中，認識到帝國主義列強聯合壓迫中國人民的實質，這是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進一步傳播的直接原因。1920 年三四月間，《東方雜志》等刊登蘇俄政府第一次對華宣言，宣布廢棄沙俄在中國境內享有的一切特權，對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給予新的有力推動。研究和宣傳社會主義，逐漸成為進步思想界的主流。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原來有著不同經歷的先進知識分子，經過深思熟慮和反復思考，通過不同的途徑，走上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如在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中，李大釗起著主要作用。1919 年，他將《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編為馬克研專號，幫助北京《是報》副刊開辟了“馬克思究”專欄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領袖陳獨秀，這時也站在了馬克思主義立場上。他在五四運動以后宣稱，我們不應當再走“歐美、日本的錯路”，明確宣布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的國家毛澤東在其主編的《湘江評論》上，熱情歌頌十月革命的勝利，認為這個勝利必將普及于世界，我們應該起而仿效。他第二次來到北京后，熱心搜尋并閱讀共產主義書籍，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毛澤東后來回憶說：“到了 1920 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一些老間盟會會員，也在這時開始轉向無階級的主義。董必武曾回憶道，過去和孫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發展了，孫中山掌握不住，結果叫別人搞去了。于是我們就開始研究俄國的方式。
中國先進分子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積極投身群眾斗爭實踐。1920 年初，北京的一些革命知識分子曾到人力車工人居住區調查他們悲慘的生活狀況。鄧中夏等到長辛店向工人作革命宣傳，開始同工人建立聯系。先進知識分子與工人群眾相結合的過程，就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過程。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民主革命綱領的制定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及其活動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和一批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先進分子的出現，在中國成立共產黨組織的思想和干部條件已經具備，建立工人階級政黨的任務被提上了 日程。最早醞釀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他們逐步認識到，要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就必須建立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使其充當革命的組織者和領導者。1920 年2，為躲避反動軍閥政府的迫害，陳獨秀從北京秘密遷移到上海。在護送陳獨秀離京途中，李大釗和他商討了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組織的問題。1920 年 3 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組織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這既是中國最早的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也為建黨作了重要準備。4 月，俄共(布)代表維經斯基等來華。他們先后在北京、上海會見李大釗、陳獨秀，討論建 立共產黨的問題。這對于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起了一定的
促進作用。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是在中國工人階級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建立的。1920 年 5 月，陳獨秀發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探討社會主義學說和中國社會改造問題。8 月，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新青年》編輯部成立，陳獨秀任書記。11 月，共產黨早期組織擬定了《中國共產黨宣言》，指出“共產主義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創造個新的社會”。在上海成立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織，是各地共產主義者進行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
1920 年 10 月，李大釗等在北京成立共產黨早期組織，當時稱“共產黨小組”。同年底決定成立共產黨北京支部，李大釗為書記在上海及北京黨組織的聯絡推動下，各地黨的早期組織 紛紛建立起來。1920 年秋至 1921 年春，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漢，毛澤東、何叔衡等在長沙，王盡美、鄧恩銘等在濟南，譚平山、譚植棠等在廣州，成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日本、法國，成立了由留學生和華僑中先進分子組成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后，開展了大量的工作。主要有：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實際問題；同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展開論戰，幫助一批進步分子劃清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界限、科學社會主義同其他社會主義流派的界限，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在工人中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使工人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教育，提高階級黨悟，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組織團員學習馬克思主義，參加實際斗爭，為黨培養造就后備力量。在建黨的思想
理論準備中，《共產黨宣言》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20 年2 月，陳望道為翻譯《共產黨宣言》，秘密回到浙江義烏自己家中。他在潛心翻譯時，把粽子蘸著墨汁吃掉卻渾然不覺，還說：“夠甜，夠甜的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這彰顯了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救國真理的渴求，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堅定信念。1920 年 8 月，《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出版，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史上的一件大事。黨的一大 1921 年 7 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 法租界望志路 106 號（今興業路 76 號）開幕。
參加會議的代表有：上海的李達、李漢俊，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廣州的陳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包惠僧受陳獨秀派遣，出席了會議。他們代表著全國 50 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出席了會議。陳獨秀和李大釗因事務繁忙未出席會議。
由于會場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會議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游船上舉行。黨的一大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明確“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 斗爭結束”，“消滅資本家私有制”，以及聯合第三國際。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旗幟鮮明地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規定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堅持用革命的手段實現這個目標。黨的一大決定設立中央局作為中央的臨時領導機構，選舉產生了以陳獨秀為書記的中央局。黨的一大宣告中國共產黨正
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成 14 立，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是中國人民在救亡圖存斗爭中頑強求索的必然產物，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產物。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最先進的階級－工人階級的政黨，不僅代表著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代表著整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利益。它從一開始就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行動指南，始終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初心和使命。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具有偉大而深遠的意義。近代以后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爭之所以屢遭挫折和失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先進的堅強的政黨作為凝聚力量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從根本上改變了這種局面。上海黨的一大會址，嘉興南湖紅船，是中國共產黨的“產床”，是黨夢想起航的地方。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充分展現了開天辟地、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堅定理想、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立黨為公、忠誠為民的奉獻精神。這是 中國革命精神之源、精神之基、精神之本。紅船精神就是其重要體現。正是對這一精神的堅守與踐行、光大與發揚，讓中國共產黨創造了人間奇跡，“敢教日月換新天”，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政黨，深刻改變了中國，也深刻影響和塑造著世界。黨的二大和民主革命綱領的制定 剛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任務是學習運用科學理論來觀察和分析中國面對的實際問題。當時中國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帝國主義勢力操縱下愈演愈烈的軍閥混戰。黨深刻認識到，時局如此動蕩，如果不先推倒禍國殃民的大小軍閥及帝國主義，一切美好理想的實現都無從談起。
1922 年 7 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 12 人，代表全國 195 名黨員。
黨的二大通過對中國經濟政治狀況的分析，揭示出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指出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但在現階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是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大會指出，為實現反帝反軍閥的革命目標，必須聯合全國一切革命黨派，聯合資產階級民主派，組成“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
黨成立不過一年，就第一次提出了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并使這個綱領很快傳播開來，“打倒列強，除軍閥”成為廣大群眾的共同呼聲。這說明只有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才能為中國革命指明方向。
黨的二大通過了第一個黨章，對黨員條件、黨的各級組織和黨的紀律作出具體規定，體現了民主集中制原則，這對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大會還通過決議案，確認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
黨的二大通過決議案，闡明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分子所組成的政黨，是“為無產群眾奮斗的政黨”，強調黨的一切運動都必須深入廣大的群眾中去，都必須是不離開群眾的，這對建黨初期工農運動的開展具有重要意義。
黨的二大選出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推選陳 獨秀為委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