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遵義會議--黨課（全文）,供大家參考。
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是指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的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擴大會議。是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情況下，為了糾正王明,博古等人"左"傾領導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而召開的。
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問題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會議。這次會議開始確立實際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幼稚走向成熟。
一、 會議背景
1934 年 1 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以后，在中國共產黨和根據地的各項工作中，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得遵義會議會址(圖一)到更加變本加厲的推行。在這種錯誤領導下，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迫使紅軍放棄革命根據地，開始長征。長征初期，"左"傾教條主義者從進攻中的冒險主義變成退卻中的逃跑主義，并且把戰略轉移變成搬家式的行動，使部隊的行軍速度非常緩慢，致使敵人有充分的時間調集兵力，對紅軍實行圍追堵截，紅軍在突圍過程中損失慘重。為了擺脫尾追和堵擊的敵軍，毛澤東同志建議中央紅軍放棄去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企圖，改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挺進。1935 年 1 月 7 日，紅軍攻克黔北重鎮遵義。
二、 參會人員
中央政治局委員 秦邦憲(1907 年-1946 年)又名博古，1926 年留學蘇聯，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長征開始時為中央"三人團"成員。
遵義會議朱德(1886 年-1976 年)清末秀才，曾留學德國進修社會學和哲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紅軍總司令兼紅一方面軍司令。
陳云(1905 年-1995 年)學徒工出身，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長征開始時為紅五軍團中央代表，軍委縱隊政治委員，遵義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
張聞天(1900 年-1976 年)又名洛甫，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紅色教授學院學習、任教。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主席。
毛澤東(1893 年-1976 年)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院畢業，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三屆中央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周恩來(1898 年-1976 年)曾留學日本、法國、德國、英國等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紅一方面軍政治委員，長征開始時為中央"三人團"成員。
王稼祥(1906 年-1974 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遵義會議會址，紅軍總政治部主任。
鄧發(1906 年-1946 年)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
劉少奇(1898 年-1969 年)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長征開始時為紅八軍團中央代表，黎平會議后任紅五軍團中央代表。
何克全(1906 年-1955 年)又名凱豐，共青團中央書記、長征開始時為紅九軍團中央代表。
參加會議的其他 人員 劉伯承(1892 年-1986 年)紅軍總參謀長、軍委縱隊司令員，遵義警備司令部司令員。
舊址李富春(1900-1975 年)中央候補委員、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彪(1907 年-1971 年)紅一軍團軍團長。
聶榮臻(1899 年-1992 年)紅一軍團政治委員。
彭德懷(1898 年-1974 年)中央候補委員、紅三軍團軍團長。
楊尚昆(1907 年-1998 年)中央候補委員、紅三軍團政治委員。
李卓然(1899 年-1989 年)紅五軍團政治委員。
三、 會議起因
湘江戰役后，中央紅軍仍按原定計劃，繼續向湘西前進。這時，蔣介石已判明紅軍的行動企圖，在紅軍前進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關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根據當時軍事態勢，力主放棄原定北去湘西會合紅 2、紅 6 軍團的計劃，改向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以擺脫敵人，爭取主動。1934 年 12 月 12 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湖南通道舉行緊急會議。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多數同志贊成毛澤東的主張，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堅持到湘西去。15 日，中央紅軍占領貴州黎平。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會議接受毛澤東的意見，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戰遵義會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在川黔邊創建新的根據地。黎平會議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改變了中央紅軍的前進方向，使紅軍避免了可能覆滅的危險。黎平會議后，中央紅軍分兩路向黔北挺進，連克錦屏等 7 座縣城，于 12 月底進抵烏江南岸的猴場。12 月 31 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場召開政治局會議，作出《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提出首先在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后向川南創建川黔邊新的根據地的戰略任務。會議還決定，"關于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以加強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這個決定，實際上剝奪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1935 年 1 月初，中央紅軍分別從回龍場江界河、茶山關渡過烏江，1 月 7 日晨，紅軍先頭部隊進占黔北重鎮遵義。[1] 截至此時，王明"左"傾錯誤統治全黨已達 4 年之久，給黨和紅軍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失。還在中央蘇區時，許多干部就對中央主要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產生懷疑和不滿，一些軍團指揮員在作戰電報、報告中提出批評意見，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發生激烈的爭論。毛澤東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確主張，但都沒有被接受。長征開始后，隨著紅軍作戰迭次失利，特別是湘江戰役的慘重損失，使這種不滿情緒達到頂點。黨和紅軍的許多領導人和廣大干部戰士，從革命戰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中認識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紅軍戰略轉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領導、貫徹執行錯誤的軍事指導方針的結果，強烈要求改換領導，改變軍事路線。毛澤東在行軍途中對王稼祥、張聞天及一些紅軍干部反復進行深入細致的工作，向他們分析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開始以來中央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得到他們的支持。周恩來、朱德與博古、李德的分歧越來越大，也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
這時，中央大部分領導人對于中央軍事指揮的錯誤問題，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見。在這種形勢下，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總結經驗教訓，糾正領導上的錯誤的條件已經成熟。同時，中央紅軍攻占遵義，把敵人的幾十萬追兵拋在烏江以東、以南地區，取得了進行短期休整的機會，也為中央召開遵義會議提供了必要條件。
四、 會議經過
遵義會議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首先，由博古作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在報告中極力為"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辯護。接著，周恩來作了副報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中戰略戰術及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并作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了責任。毛澤東同志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著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以及博古在總結報告中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辯護的錯誤觀點。張聞天、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等多數同志在會上發言，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會議經過激烈的爭論，在統一思想的基礎上，委托張聞天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并由常委審查通過。決議肯定了毛澤東關于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否定了博古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是戰勝川、滇、黔的敵軍，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會議決定改組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當時應無常委之說)，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會后，常委進行分工：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在行軍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長征中的軍事指揮工作。至此，遵義會議以后的中央組織整頓工作大體完成。[3] 五、 會議內容
遵義會議的內容 事實上確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后來在長征途中的扎西會議上通過。
陳云手稿記載的遵義會議作出的四條決定：
(1)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 (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 (3)常委中再進行分工； (4)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5)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
《決議》主要內容 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根據多數人的意見，決定主要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這個決議起草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會議通過"，2 月 16 日中央油印印發了這個決議。
《決議》否定了博古的報告，認為基本上是錯誤的。《決議》列舉大量事實，說明紅軍在主觀上、客觀上均具備粉碎第五次"圍剿"的條件，明確指出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
在敵人采用"持久戰與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的情況下，我們的戰略戰術應該是決戰防御(即攻勢防御)，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中有把握地去消滅敵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個擊破敵人，以粉碎敵人。然而。我們卻以專守防御代替了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并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支持這種單純防御的戰略路線"。以分散兵力的作戰方針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戰方針，違背了我軍戰略上持久，戰術上速決的基本原則。放棄誘敵深入的方針，而搞"御敵于國門之外"，結果造成嚴重損失，使紅軍不得不退出中央蘇區根據地。
《決議》指出，政治上，"左"傾機會主義者提出"中間派是最危險的敵人"，沒有利用敵人內部的第一矛盾沖突，拒絕援助福建事變，喪失了打破"圍剿"的良機。
《決議》指出，在戰略轉變和實行突圍問題上，"左"傾機會主義者同樣犯了原則錯誤。"在蘇區內同敵人拼命抗戰、大量消耗紅軍的有生力量。退出蘇區變成了一種恐慌失措的逃跑的與搬家式的行動。在干部中群眾中關于這種戰略轉變沒有解釋，組織龐大的后方機關使行軍作戰受到困難，使所有的部隊變成掩護隊。
《決議》指出，在領導作風上，"華夫同志惡劣的領導方式"，在軍委內造成了不正常現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評糾正、反而支持。他們的錯誤是"嚴重的政治錯誤"。
《決議》批判了"左"傾機會主義的軍事路線，重新肯定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要求紅軍迅速完成從陣地戰到運動戰的轉變，靈活機動地運用戰略戰術，為創建新的根據地而斗爭。
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改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
遵義會議指出軍事上領導錯誤是李德、博古、周恩來 3 人，而李德、博古負主要責任。
六、會議意義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確領導，把黨的路線轉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軌道上來。遵義會議，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我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它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的黨走上成熟的黨的標志。從此，中國革命就在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指引下走上勝利發展的道路[4] 。